雷锋网消息，近日，新东方教育集团在线上举办“新教育 新思考”——教师培训公益版教育研讨会，共话后疫情时代教育机遇与挑战。
本次教育研讨会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与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未来学校研究院联合主办。5月12日至5月28日每周二及周四，50位知名教育专家、学者及行业精英将齐聚“云端”，就全人教育、在线教育、国际教育等六大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在5月12日举行的首日研讨会上，聚焦“全人教育”主题，首场主旨对话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新东方CEO周成刚以连线的方式展开，二人就中西方教育差异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左） 、新东方CEO周成刚（右）
以下为雷锋网对二人演讲实录进行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整理（略有删减）：
周成刚：教育永远是一个永恒话题，我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答案，但是所有人都想寻求更美好的、更正确的或者说更能够让孩子开心成长的教育，所以今天我也会跟大家聊聊我过去的一段时间在世界各国考察这些教育的一些感受和思考。
俞敏洪：荷兰三四十个高中生因为疫情没法坐飞机回去了，最后这些孩子就航行大海，从加勒比海用了40多天时间横渡大西洋，最后居然回到了自己国家的港口。与此同时，中国的家长都是不惜一切代价买飞机票的，不管是五万、八万、十万，甚至有二三十万包机回来的，对两个国家的两批孩子家长不同的方式，还有孩子面对挑战的不同态度，你有啥评价？
周成刚：不能说所有的中国孩子都会买那么贵的票、包机，也不会所有的荷兰的孩子都会横渡大西洋。说明荷兰和中国或者说西方和东方一些不同的文化里面，家长对孩子成长或者保护或者说促进，它是一种不同的理念和思想，一个会觉得包机更加的安全，也是保护孩子，一个是会觉得让他横渡大西洋，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又是一个团队的合作、自我的锻炼、更好的成长，所以说应该说是不同的理念。我们除了东方文化的一些保护孩子的方式方法以外，更多要去打开自己的心，西方的教育思想也值得我们借鉴和融合。在近代到现代史上的整个冒险精神，在西方尤其是白人的血液里面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吧。
俞敏洪：让我感到比较吃惊的是四十几个孩子的家长百分之百的同意这些孩子自己开帆船，横渡大西洋。如果中国的孩子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家长是不是会把孩子叫回去了。因为一百多年前的一艘帆船横渡一个大洋，中间的风险确实是不可预料。
周成刚：我估计首先一百多年前的这个帆船，它是在一个很好的维护状态下，应该是继续可以用的，第二点，这些同学好像就是过去参加某种意义上的一种一些帆船活动什么的，所以说他们是有一些经验的，应该还有老师带队，所以这个条件上可能不是我们所具备的。
俞敏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我觉得中国家长应该让孩子更加独立一点，因为中国的家长会不知不觉的对孩子进行过度的保护，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包括我本人对于我孩子有时候会不知不觉保护过度，比如说让他单独出去玩一玩，各种千叮万嘱，有的时候还要跟着之类的，我觉得中国家长在这方面常常无意识的会把孩子的独立性给磨损掉一部分。
周成刚：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在长大的环境中，受到周围的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所以思想就会传承下来。同时因为你不断地保护、看护、溺爱，最后导致孩子的能力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和提升，所以你未来出去的时候更害怕，更害怕你越想保护，所以就形成了一种不好循环吧。不是说西方所有的国家，或者说他们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更喜欢一种让他放手的锻炼的形式，让他不断的去摸索和成长，亲近大自然，这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有体现。国内教育的课程更多的是在校园里面，在教室里面和书本上。
俞敏洪：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儿有一本书叫做《穿越世界的教育寻访》，这是周成刚老师用了7年时间，穿越了20多个国家，40万里行程，200所世界名校，500次访谈，最后所写出来的一本书。当初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冲动，在7年前的时候，想起来要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去做这样一个穿越寻访？
周成刚：首先这个离不开新东方，当初俞老师让我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触动了我，当时回来看到新东方的可能物理条件上还不够完善，但是当时的报名大厅里面、教室里面、讲座现场都是人头攒动，这点让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加盟了。
但是回来以后呢，正好是我国的出国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我就感觉到中国孩子和家长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渴望、焦虑、不知所措，我应该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信息，更真实的画面，更多了解留学生在国外奋斗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当时就触动我做一件事，我去采访、记录这些国家，把留学生奋斗的故事，感染的故事，他们的辛酸苦辣都要带回来。让他们的孩子为未来的国际教育做好一个理性的准备，在出去的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当初的目的和初衷。于是在2013年，我就开始了所谓的穿越活动。
俞敏洪：你认为中国大学和西方的大学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周成刚：首先孩子在入学的时候，完全走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外国尤其是一些世界名校，观察一个学生的维度可能会更多元一些。
国内不是说没有其他维度，但是更多的是大学入学考试，就是每年的高考一考定终生，但是在国外的大学首先不是一考定终生，可以不断地考，而且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基本的线，而基本线的上面它的自主权就是比较多，所以它观察你的维度就会更加的丰富一些，不仅是看你的成绩，还看你的兴趣爱好、社会活动、领导力、科研能力，都要进行评估，甚至于在你个人申请的陈述性当中能不能有故事，或者说能够打动申请官，这些都是一个人的申请过程中的闪亮点。
第二，到了学校里面，着重点也会不一样。尤其是以美国的同学读了本科以后，他有更多思考的时间，而本科期间会有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对人类知识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性的了解，中国的更多是进大学之后，基本上百分之百已经把专业定下了，所以可能有一个选择上的错误或者不正确或者后悔，或者导致出产率、成品率可能会低一些。
第三，学习的方法会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相对会传统一些，东方的课堂里面可能更多的是单车道的，填鸭式的或者死记硬背的、划重点的这些会多一点。
在西方的发达国家里面，老师划重点死记硬背的，这样的教学方法几乎都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课堂基本上都是开放式的，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同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甚至于跟老师之间相互来挑战。它就像一个辩论队，可以有正方反方，本身不存在对与错，更看的是你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你的论据、你的论证、你的逻辑、你的思维这些精神。所以这就是导致了他们一种开放式的、批判式或者说创新式的思维。
第四，校园的活动也是特别不一样。西方的大学里面体育活动、社团活动、交流活动会特别多，甚至中间还可以休息一年，出去锻炼、出去工作、出去了解社会，转系，转学，从东北大学到西北大学都是相对非常的方便，给同学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因材施教也好，或者说让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也好，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不是没有做，而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俞敏洪：中国的大学应该在哪几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改进，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呢？
周成刚：中国的大学和同学也有很多很多的优势，比如说西方人特别想向中国学习的就是中国人的基本功很强，也非常的勤奋、刻苦，钻研精神也好，一下子读到博士，就是不断地拼命地在钻研。
第一个，我觉得录取学生方面，可以多方面去参考，让同学每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最佳点。
第二个就是学校里面要更多的，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学术自由的，有更多的空间，有更多的学术争鸣，大家可以来讨论，可以来辩论对与错，让思维变得更加的活跃。
第三个，中国的平衡发展、全人教育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德智体各方面均衡发展，让心灵变得更加善、美好，身心变得更加健康。
俞敏洪：在面向未来的孩子的竞争力和他的一生的发展方面，中国的家长应该做哪几件事情？
周成刚：首先第一个要说的是我们的教育因为是以高考这个独木桥为准，往一个模子里面去灌，这样的一种教育可能我们现在不一定是最好的，而且孩子每个孩子就是不同的课题，有的同学他就是读书好，有的就是情商高，有的孩子就是动手能力强。真正发现孩子的优点，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让他不断的找到自信，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点，面对未来的世界，不是光死记硬背，而更要让孩子有一种自觉的自我的管理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快，前不久我在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的时候，他说新加坡现在要求国民每5年就要翻新一次自己的学习的知识。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知识不断的更新，这个学习力一旦掌握了以后，世界未来千变万化，你都可以站到主导的地位。
第三点，无论是家长和孩子也好，我们的实用主义思想再少一点，理想主义思想再多一点，一定会未来走得更远。
所以中国的孩子更多的时候学了很多很多东西，是为了进更好的中学，进入名牌大学，找到一个钱多一点的工作，那么孩子找到这份比较钱多的工作就认为他的基本上读书的使命已经全部完成，最后就是成家生孩子，所以他走到一定的时候，他后来的爆发力和持续力是不够的，而不是跟自己的一种更多的兴趣爱好，甚至有一种理想主义在牵引着他，所以这方面就可以走得更远，而爆发力就可以更强。
俞敏洪：如何能够做到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比较完美的结合起来，你觉得孩子身上的理想主义怎么开发？
周成刚：理想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随着自己个人条件的改变，包括经济条件的改变它是会不断提升的，我相信俞老师1993年出来办新东方的时候，没有想过我要一辈子、一生去改变这个教育或者说去影响教育，要做这么大的事业。但是随着你业务不断的变大以后，可能你的理想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远，不仅可以帮助家人，还可以去帮助周围的朋友，帮助社会做一些推动，理想是不断成长的一件事。
让自己的这种理想能够变得更加高远的话它也有一个前提，既要实用主义又要理想主义，这就是人们今天中国人常说的，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想仰望星空你走不远，光仰望了星空不脚踏实地肯定就迷路了或者就掉沟里面去了。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社会的一些需求，甚至跟个人的一种潜力和能力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往往自己的职业发展能够走得更远。当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能够不断的有激情、有热情，能够走得更远的时候，他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成绩以后往往也可以有更多的担当。
俞敏洪：不管中考、高考只是一种对孩子来说未来发展的一个渠道而已，实际上更加要让孩子明白的是，我为什么要学习好？我为什么要上最好的高中？我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大学？绝对不是为了一个表面文章，我有面子，也绝对不是因为进入了好的大学你就会有一份好的工作，其实进入好的大学并不一定必然会有好的工作。
我觉得对中国的教育你刚才说的一点很重要，加强一点学生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是实际上要让学生站得更高一点、走得更远一点，眼光要往地上看一点，不管你上的大学是怎么样的，你都知道你未来一辈子几十年、上百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在等待着你。大学本身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你一辈子的前途，但是能决定你一辈子前途的一定是内在的那颗心，那颗心你愿意走多远，你到底有多少对生命的热情，到底未来你愿意干多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能够决定你一生的感觉。
常常有人问我说，俞老师你怎么样能够走得更远一点？我觉得你跟我在这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就是实际上我们愿意让自己去体验、尝试和探索人生中间未知的，但是更加高远的或者说是更加给你带来惊喜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其实不一定是它能给你马上带来你个人的成功、带来你财富的成功甚至带来你事业的成功。但是它一定是把你，不管是说长路漫漫还是说柳暗花明，一定会把你带向一个人生的更高境界，让你未来对自己会有更加自信和信心那样的一种状态，这个非常重要。
家长们和老师们最重要的要告诉孩子们，他们未来的一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东西。考试分数尽管很重要，但是真的不如人生一辈子对自己的信心、期待、期许或去做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情更加重要。
周成刚：各个国家所不同的教育给我的启示，其实各个国家之间的教育都是不同的，并不是说西方的就是好的，中国的就是落后的。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世界各国的国家来学习。
比如说我到了美国就看到，美国好多创新思维、批判性的思维，公民意识的教育真的是非常厉害。
比如说到了英国你就会发现，英国很多培养真的是培养领袖，无论是牛津还是剑桥，就是要培养世界领袖，学生领袖，未来世界的领导人，带着要去统领世界的一种气度。
当我走到北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北欧的国家和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好，或者说发达的教育国家也好，他们更注重的是一种人文的学习，更注重人的素养提升，更注重的是一种公平的意识，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习都得到机会，让这个世界普惠所有的民众，也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么今天当我们中国面临教育譬如说东边地区和西边地区还有好多不对称、不公平的地方，我们的资源如何分配，让更多的贫苦孩子或者说山区里边的孩子得到更公正的、更好的教育，这也是我们值得未来去奋斗的。
跑到日本，你会发现这个国家明治维新以后稳稳的走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几位，而且过去的19年，每年都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走到韩国那么的潮，走到日本教育走得那么的稳，走到新加坡的时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所以才能够引领或者在亚洲站在一个不败之地。
当我们去综合这个世界所有这些优秀东西的时候，借鉴和学习才使我们进步，但是光学习和借鉴只能进步，我们要超越的时候更重要的还需要创新思维，这就是今天教育更重要的一个话题。
现在留学这个疫情期间正是我们很多同学弯道超车的时候，所以做你该做的事，读你该读的书，这个时候可能会赢得更多的机会，努力和不努力在疫情结束的时候就会见分晓，努力的人、艰苦的人、坚持的人就可能领先一步，走在别人的前面，这就是差异的形成。
俞敏洪：今天真是一个非常有建树的，非常有建设性的聊天和沟通。感谢老周今天非常深刻的教育话题，也打开了大家对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怎么样互相之间能够调和，并且互相推进的大思路，希望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一个有情怀的，内心有激情的，并且脚踏实地的人，我们一起为中国的发展，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来共同奋进。（雷锋网雷锋网雷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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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席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