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才传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制定了包括“专利合理费率应当按照最小可售单位收取”等在内新规的消息，而此新规将直接影响到高通、爱立信等目前执行“整机收费”模式的公司，高通发言人对此表示，这将是行业的一场地震。
但今天，高通在大洋对岸的另一处危机也正式爆发了——长达14个月的中国发改委对高通进行的反垄断调查案有了宣判，前者今天凌晨宣布正式对高通处以9.75亿美元罚款，并为智能手机厂商授权使用其技术设定了费率，从而终结了令高通在中国市场上的增长受到垄断威胁的调查。
高通也发出声明称，发改委判决该公司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自己并未对此判决提出异议，并将认缴约合人民币60.88亿元罚款。
而当我们回首望去，发改委对弈高通的一案，绝对是国内反垄断史上精彩绝伦的一笔。
2013年11月，发改委突袭高通中国总部和高通上海公司，带走了不少相关资料，而发改委此次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源于律师和行业协会的举报，举报内容指向高通涉嫌通过不公平高价、歧视性定价、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做法，滥用其在无线专利标准、手机芯片市场的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发改委也已经掌握了海内外十多家手机厂商和芯片企业的相关证明材料。
2013年12月13日，发改委宣布正式调查对高通公司反垄断调查的消息；高通同日发出声明，否认发改委的指控，随即派人与发改委进行接触。
2014年5月，高通总裁第二次造访发改委时，拿出了一份能够“认定”高通无罪的报告，经调查，该报告由国务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张昕竹与高通方面共同撰写，这场发生在调查途中的“内部叛乱”引起了执法部门对张昕竹的调查，最终查出其收了高通公司的巨额贿赂，随即撤销其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组员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6月26日，中国政府还和韩国在北京举行了反垄断政策对话，虽然没有明确点名高通，但是韩国曾经在2009年对高通开出了高达2.08亿美元的罚单，不由让人浮想联翩。不过，高通最终并没有向韩国政府缴纳罚款，而是选择了上诉，并积极在韩国设立研发中心，让此事没有了下文。
7月中旬，官方新闻报道正式变高通从“交换意见”改变为“接受反垄断调查”，这意味着案件有了进一步进展；去年10月24日和12月5日，高通总裁率团队第六次、第七次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反垄断调查的最终处理方案与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进行协调。
最终结果如你所见，高通认罚了9.75亿美元的罚款，而并没有像之前外媒所称的那样会拒绝缴纳罚款，这同时也是国内反垄断罚款金额最高的一案。
尽管在声明中，发改委和高通都提到了“为智能手机厂商授权使用其技术设定了费率”这一条，但具体内容却并未提及。业界认为，这将首先影响到高通的双重收费模式，即“芯片购买费”和“整机售价的百分比所收取专利费”，后者是支撑高通巨额利润的基石。
该模式在业内被称之为是“高通税”，后者平行甚至还要高于我国终端企业的利润水平（约5%左右），而一旦调整为按芯片模组计费，取消整机计费，则意味着高通只能收取芯片专利费用，这无疑会拉动终端厂商的整体利润，或是促进良性的售价降低。
以售价2000元的手机为例，原本厂商需要缴纳2000元的5%作为专利许可费，加上芯片售价（假定25美元），那么总共就是240元左右的高通税；而在取消了高通税之后，只按照芯片售价的5%收取专利费的话，那么大概只要缴纳7元左右的专利授权费，即便是略微有2%-3%的波动，也是数十倍低于从前的价格。
而该案的尘埃落定，另一大影响自然就是对高通的反授权模式了，后者也一直存在干扰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高通的规定，让付出大量研发专利成本的巨头们变得毫无价值，也让一些小厂商能直接买来保护伞。而该模式的解除，将会释放手机厂商的专利价值，同时也将良性的推动手机厂商自主创新，累积知识产权。
但从高通案调查期间，业界就传出了华为、中兴要拿小米OPPO等年轻厂商开刀的消息上看，该保护伞的撤离，恐怕也会对整个行业带来更复杂的波动。
中国市场对高通至关重要，这也是高通为何必须认罚的原因，而除了中国之外，高通在世界其他市场也算不上稳定，例如日本调查高通涉嫌垄断案就处于复议阶段，不排除其他国家会参照中国发改委的判决对高通展开调查或判决。
而在高通一案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相关部门能力、眼界与自信心的明显提高，这一点，从调查过程基本做到公开透明，甚至发改委并不反对抗议和上诉上就可见一斑。而我们知道，国际企业每年在中国都能赚取到巨额利润，但中国厂商却只能被压在生态链底端，这本身是非常不公平的，之前关于垄断问题国家相对隐忍，但近几年却有越发重视的趋势，这意味着，上述不平等的状态将会被逐渐打破。
此外，也不排除高通案会上升成为政府博弈的级别，因为常年以来，美国等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止华为等企业进入美国，从而保障思科、微软等公司的利益，但现在，中国相继对高通、微软展开反垄断调查，无疑对前者也是一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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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