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Maker Faire与Maker Faire Bay Area有何不同？

作为深圳创客周的重头戏，Maker Faire Shenzhen在昨天(21号)刚落下帷幕。这很自然让人产生这样一个对比：Maker Faire Shenzhen和一个月前刚结束的Maker Faire Bay Area有什么不同？

1. 

先说一个故事。

1978年，国际奥委会雅典会议决定，在德黑兰退出的情况下，唯一候选城市洛杉矶“赢得”198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这可愁坏了洛杉矶：不久前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刚刚巨亏10亿美元，现在这个烫手山芋该怎么办？

洛杉矶还没想明白，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先撂担子了：1978年11月，加州通过一项特别法律：不准动用公共资金举办奥运会。这样洛杉矶奥运会面临两种命运：要么取消这届奥运会，要么交给私营企业筹办。

在这样的局面下，国际奥委会做出让步首次将筹办权交给私营企业，最终这也成为了奥运会商业化的一个转折点：根据事后组委会公布的材料，洛杉矶奥运会盈利2.5亿美元。这种利用商业手段的做法给如何举办奥运会以启迪，也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

24年后，奥运会来到北京，一开场开幕式的华丽场面就把歪果仁们给震撼住了。这届奥运会上中国登上了金牌榜的榜首，也让世界更了解了中国。故事如果只到这里，那可谓皆大欢喜了。

故事的后一半是：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当年在申办和修建场馆时的许多优惠政策一下子如同潮水一般退去，许多奥运场地也面临“被荒废”的问题。即便是名气最大的鸟巢和水立方，也有着不小的经营压力。

这样看来，这个故事并不完美。

2.

之所以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无论是在办奥运会还是办Maker Faire，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一套办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一套理论。美国人羡慕中国人办大会的政府支持和各种高大上，中国人羡慕美国人的商业化经营如此成熟：就连办个Maker Faire，你们居然还能卖50美元一张的门票!

Maker Faire Bay Area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大会的娱乐性和民众的参与性：随处可见带着小孩子的一家人齐上阵，会场里展示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商业化的创业项目和做手工的工匠和谐共存，喷火的怪兽、各种花车、用绳子抖出肥皂泡的手艺人和分布在会场的表演台，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Party；参与Maker Faire的巨头们也在大会上展示出自己有趣和亲民的一面，例如你会在Google展台看到一群孩子又蹦又跳通过装置将振动的能量集中起来夹碎一个玩具，或者用工具把一块电路板给破坏掉...在这样玩的环境接触到创客和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大后也自然会更对动手DIY感兴趣。

相比起来，Maker Faire Shenzhen上虽然也有像机器人格斗大赛和Fashion Show这样有意思的展示，但总体来讲实验性的小项目并不太多。整个会场的设置上更像是一个露天展会，大多数地方是方方正正的展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各种各种创业团队的展示，各种孵化器、咖啡馆和创业基金的出现，让整个会场里多了一些紧迫的气氛：我要创业！我要成功！我要成为下一个乔布斯！

不是深圳没有像Maker Faire Bay Area上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和驻足的“手艺人”，还记得在深大天桥上卖画的老奶奶吗？我相信同样也还有许许多多有意思的项目和展示，或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能出现在Maker Faire Shenzhen的会场里，这很大程度是理解上的不同：在中文里，“创客”一词很容易与“创业”联系起来，这一含义比“Maker”一词代表的“做东西的人”的原意要更窄。

在第二天离开会场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主入口的人流进出统计数量，几个门上的数字加起来大概有一万多，与Maker Faire Bay Area的二十多万观众相比仍有差距。也就是说，今年的Maker Faire虽然在场面上已经有了一种全民参与的架势，但和美国比起来，仍然只是小圈子里的自嗨。

3.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的商业环境更成熟，更适合做商业化的运作。从商业模式来讲，Maker Faire Bay Area是2C，Maker Faire Shenzhen是2B。2C模式决定了Maker Faire Bay Area像一场嘉年华，因为它需要更多人来参与；2B模式决定了Maker Faire Shenzhen是一场展会，因为它想吸引的，是创业团队，是能让政府觉得“脸上有光”的创业者们。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

从长远来看，中国创客需要一个从政府支持的“2B”到完全面向大众的“2C”的转换过程。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是锦上添花，但忽视了大众的参与，难免就只是缺乏了基础的小圈子自嗨。再说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这一波的创客也像当年的奥运会一阵热怎么办？这或许是在深圳Maker Faire的热闹后，中国创客们都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