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综合征：ISIS让普通人变成冷血杀手的神经科学

【编者按】本文来自机器之心原创编译，作者：Laura Spinney。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其微信公号：“机器之心”阅读原文：邪恶综合征：ISIS让普通人变成冷血杀手的神经科学。

很难去理解为什么纳粹、ISIS与其他极端组织可以让一个普通人变成残忍的刽子手。但也许邪恶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继二战之后最血腥的种族屠杀 图/Paolo Pellegrin/Magnum Photos）

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正常的年轻人会从大学辍学，变成在录像视频里以圣战之名执行血腥屠戮的刽子手？自从一个名叫ISIS的极端组织开始向它所谓的异教徒宣战开始，这就成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70年前，我们面对纳粹集中营的警卫时，就在问着相同的问题，然而令人悲伤的是，在这70年间我们本该有无数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却没有。

是什么让普通人变成了杀手？

文明化的人类却做出如此野蛮的行为，这太具有颠覆性以至于我们经常将其归罪于我们的动物本性——大脑内更古老、更原始的部分压抑了理性，控制了他们。

但是，有新观点打破了这一存在已久的解释，观点认为，人们实施野蛮行为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更高级、演化程度更高的大脑区域。这种大脑变化叫做E型综合征（Syndrome E）——E即邪恶（evil）。

当今世界，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屠戮异己十分盛行，迫切需要对此问题进行剖析。但是，将邪恶定义为一种疾病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

一些人认为，它可以将恐怖行为正当化，或指导极端组织吸收更多青年。还有一些人辩称，它否定了我们内在都有变邪恶的可能性。

然而支持者称，如果邪恶真的是一种病，那么，社会应该甄别出可疑的人并降低传染度，这样一来说不定可以逆转极端化的局面。

二战之后，纳粹集中营的警卫成为了研究对象，有些研究者认为他们是自愿的，受意识形态驱使成了刽子手，而其他人则认为，他们只是无意识地服从着命令。20世纪90年代中期，卢旺达大屠杀与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让这一争论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中。1996年，《柳叶刀》一篇社论指出，从生理角度来说，没有人能解决邪恶，然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外科医生Itzhak Fried决定回应这种挑战。

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指出，非暴力倾向个体转变为嗜杀者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症状，这意味着邪恶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他称其为E型综合症（见邪恶的七种症状）。他认为，这是「认知扭曲」（cognitive fracture）带来的结果，当大脑更高级区域，即负责理性思考与决策的前额皮层（PFC）阻碍了更原始的大脑区域所传来的信号，变得过度活跃时，就会出现「认知扭曲」。

「邪恶」的七种症状

之所以有人会认为邪恶是种疾病，是因为他们观察到大部分杀手经常会有以下几种共同症状：

• 强迫性重复暴力

• 狂热的信仰

• 暴力行为后的快速脱敏性

• 平缓情绪状态

• 区分日常活动与暴力行为

• 对某一个权威的服从

• 认为组织里的成员都是善良的

Fried说，这种想法勾起了不少人的想象力，因为人们就能借此定义并描述这种基本缺陷。「就像发烧和咳嗽代表着肺炎一样，你可以根据典型症状，在疾病早期阶段识别出它。」但这种说法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神经科学家还有不少路要走，因此Fried在今年早些时候组织了一场会议来重新探讨这个概念。

在最基础的层面上，理解人们为什么杀戮，就是去理解做出决策的过程，神经科学家在会议中也聚焦在这一点。

Fried的理论始于这样一个假设：人们对伤害他人有着本能的厌恶。如果他是对的，那么，E型综合症患者大脑里更高级的区域可能压制住了这一本能。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通过观察被迫遵守违反自己意愿的规则的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Etienne Koechlin增进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让志愿者躺在大脑扫描仪下，让他们依据各自经历在两个简单任务之中做出选择，其中某个选择会带来更高的回报（6欧元或4欧元）。过了一会，他随机加入了带有规则的实验：加入了一个彩色标志暗示应该选择哪一项任务，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个规则，就得不到钱。

意料之中的是，他们都遵守规则，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获得更少的钱。但是，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尽管遵守规则的决策更简单，但他们花费的时间却更长，好像自相矛盾了。他们对大脑进行了扫描，发现PFC的外侧和内侧区域都被激活。人们知道，外侧区域（侧前额叶皮层）对规则很敏感；内侧区域（内侧前额叶皮层）则负责从大脑边缘系统接收信息——边缘系统是一个古老的大脑区域，其作用是处理情绪状态，因此对固有的偏好十分敏感。也就是说，即使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考虑自己的个人偏好，但是，PFC外侧区域的活动超过了它。

当然，玩几欧元的游戏与选择杀死自己的同胞之间相去甚远。然而，Koechlin相信，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天生的价值观依然会起作用。

他说：「规则并不会改变价值观，只会改变行为。」

他解释道，更高级的脑区信号覆盖原始脑区信号，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并非病态。如果Fried的想法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在E型综合征中过度活跃了，就能有助于解释普通人为什么能战胜自己的反感，从而开始杀人。同样的神经科学原理或许也能解释20世纪60年代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进行的著名实验——他的实验显示出，人们为了服从权威人士，情愿做出相当惊人的事情——甚至对陌生人实施致命的电击。

Fried提出，人们第一次杀人时往往会经历一种本能反应，但一些人很快就变迟钝了。「不要伤害别人的天性」很容易会被「我只是服从命令」战胜。在一项未公开发表的研究中，伦敦大学学院的Patrick Haggard对被试的大脑进行了扫描，显示出这足以让人们感到不用对自己的行为那么负责。他说：「某些东西被压制了，因此产生了不同的体验，就好像他们在主观上能与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保持距离一样。」

然而，在许多大规模杀伤事件（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中，令人惊讶的是，许多行凶者即使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也会大开杀戒。历史学家Christopher Browning在《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中提到了一个纳粹组织——101储备警察军队。这个组织中，没有人是被强迫杀人的。一小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渴望屠杀，但他们可能只是有精神病或暴力倾向。然而，绝大多数一开始犹豫不决的人很快经历了转变，成为了冷酷无情的杀手。Browning把他们称为「例行化」杀手，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决定开始杀戮，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长期以来，习惯都被看做一种不需要思考、半自动的行为，不涉及到高级脑区。这似乎支持了下面这个观点：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会变成杀手，背后的操控手是原始脑区。但是，在MIT神经科学家Ann Graybiel的新研究面前，这个观点受到了挑战。她研究的对象是患有上瘾或抑郁等常见精神疾病的病人，这些病人总是做出坏决定。在高风险、高回报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低估成本，只考虑收益，因此承担了极高的风险。Graybiel的研究指出，幕后黑手竟然是高级脑区。

在一组实验中，她的团队训练老鼠形成习惯，例如在迷宫中遵循特定的路线。接下来，研究者抑制了PFC区域的神经元活动，阻隔原始脑区（杏仁核）所传递来的信号。老鼠很快改变了它们的路线——习惯被打破了（PNAS, vol 109, p 18932）。Graybiel说：「过去的观点认为，认知脑区对习惯性行为没有可估量的影响，认为这部分超出了它的范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可估量的控制。」她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因为这提出了一种治疗拥有不良习惯的病人（如强迫性精神障碍）的新方法，甚至可能治愈E型综合征。

让这个实验变成现实的技术叫做光遗传学，这个技术可以用光来调节老鼠的PFC区域内经过了基因编辑的神经元行为。这种方法目前不允许使用在人身上，但认知或行为疗法，或者药物也能对人起到同样的效果。Graybiel相信，这甚至可能让人们远离那种可能导致杀戮（比如炸掉一辆公交车）的成本-收益分析，从一开始就阻止人们做出杀人的决定。在另一些实验中，她的团队发现，用光遗传学降低纹状体（这是边缘系统中与PFC交流的另一个部分）的活动后，老鼠变得更加规避风险。她说：「我们只需要转动一个旋钮，就能彻底改变它们的行为。」（Cell, vol 161, p 1320）

（巴勒斯坦儿童：谁应当为不良行为接受审判？图/Shahid Aziz/EPA）

Graybiel承认，社会是否容忍这种干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眼中的恐怖主义分子是另一个人心目中的自由斗士，那么，谁来定义这种不良的行为？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家Scott Atran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今年早些时候，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谈到了意识形态驱动下的暴力行为。他说，「基地组织和ISIS都认为，不顾平民死伤、袭击广岛和长崎就是邪恶之举。」

Atran反对这种病理性邪恶的观点，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对这一观点表示担忧。圣安德鲁大学心理学家Stephen Reicher认为，E型综合征的问题在于，患者将世界一分为二：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它假设了，只有脑子出问题的人才会做出邪恶的行为，而实际上，当每个人面临恰当（准确地说，是不恰当）的情况时，都有可能做出邪恶行为。他说，如果想要减少世界上的暴力行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具体的情境。这需要我们将目光从个体转向组织。

Reicher说，Milgram那个著名实验中的笔记内容具有启发的作用，因为这些笔记展现出人们的整个反应过程：从欣喜若狂的参与到因焦虑的犹豫而拒绝。一个人做何反应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他们是将自己认同为实验者——权威角色——还是受害者。他相信，关键在于这些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如何定义自身——如何定义自己认同的那个组织，以及将谁视为非成员和威胁。

这对我们考虑群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人类进化为超社会性动物（ultra-social animals），需要依靠群体关系求生存。我们如此青睐群体生活，以至于只要瞟一眼肤色，就足以适应和我们肤色相同的陌生人。认知神经学家Julie Grèzes认为，从属于一个短暂的小群体，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群体之外的人。我们很少能与群体之外的人产生情感共鸣，我们还会将这些外部人「非人化」。

（古巴关塔那摩湾，生还的被扣押者在接受检疫。图/Zuma Press/eyevine）

因为我们倾向于接受自身认同的群体的信仰和价值观，因此，群体也会影响我们的对外行为。Reicher说，「真正有害的是建构起所谓的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会将我们当中的杀人犯解释为最高尚的人，将种族灭绝行径视为善行。」

不过，群体也能是一种善的文明力量。实际上，抵制暴力常常会以群体行为方式出现，例如，今年8月，三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破坏了一位持枪分子袭击法国火车的行为。另一方面，团结可能是捕获那些信奉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的最简单的办法。

问题都有正反两面。Reicher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群体成员关系，因为这是抵御不良判断（我们比群体外部的人更有道德）的最好办法。我们也应该教育人们警惕非黑即白的道德区分。

症状识别

Reicher 和Atran都相信，未来研究应该少关注人们为什么决定实施极端行为，而应该首先研究什么吸引他们加入极端组织。Atran在联合国上的发言中提到，年轻人需要梦想。对温和的诉求永远不够吸引「年轻人，他们渴望为荣誉和有意义的事去冒险。」

但是，Fried还是受到了鼓舞，神经科学已经支持了E型综合征的观点。他仍然相信，人们能从这种思考中受益：杀手大脑中到底发生着什么？而且，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也有助于解释PFC为什么会是邪恶的根源。毕竟，演化程度更高的大脑区域能对规则作出精确反应，因为规则对群体的顺利运转至关重要。 但这种有用的反应可能会过度，这可能就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Fried并不反对药物治疗E型综合症。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使用日益进步的神经科学知识去识别尚处于早期的激进主义，隔离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并帮助他们做出改变。他说，「迹象和症状应该获得广泛理解，这样人们就能加以识别。」谈到预防时，他指出，教育才是关键。至少在这一方面，他赞同那些反对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