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雷锋网将在深圳举办一场盛况空前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大会。届时雷锋网将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Top25创新企业榜”榜单。目前，我们正在拜访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相关公司，从中筛选最终入选榜单的公司名单。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榜单之中，请联系：2020@leiphone.com。
雷锋网按：本文由薄言信息编译，原作者Kathryn Cave。
阿兰·图灵，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其在计算机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而6月7日，是图灵逝世62年纪念日。我们仅以此方式来纪念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也希望我们在纪念图灵的同时，能够了解到在人工智能背后一直努力的其他科学先驱以及现在正在这个领域奋斗着的科学家们。他们虽然鲜为人知，但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影响着社会的每一步发展，对于他们，我们应心怀感激，向他们致敬。
Alan Mathison Turing
阿兰·图灵，因其在二战期间的破译德军密码，推进计算机诞生的突出事迹，一直广被世人所熟知。但与主流观念不相符的一点：图灵并未是布莱切利园内唯一一位破译德军密码的天才数学家，也并非是促成计算机诞生的唯一一人。
历史上的阿兰·图灵被社会所熟知，不单纯只是因为其是第一个提出计算机理论模型，并成功破译“恩尼格玛密码”的科学家，同时，也因其英年早逝的境遇以及因同性恋而受到的残酷待遇而被世人所知晓。相比比尔·塔特，平凡又隐秘的一生，鲜有人知其破译了用以加密希特勒本人指令的更为复杂的“劳伦兹密码”。由于塔特用来破译密码的公式极为复杂，以至于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机器“巨人计算机”应运而生，帮助其破译加密信息。
Bill Tutte
“比尔·塔特纪念基金”的秘书兼财务长理查德·弗莱彻告诉我们：把布莱切利园里进行的工作大部分归功于阿兰·图灵个人来说，显而易见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我们可以理解‘恩尼格玛密码’引起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当然，从本质上来说，图灵之死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来自公众利益的影响。
很不幸的是，这些事情也使得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期间发生在布莱切利园内的其他事物上转移，然而那些所谓的其他事物本质上却更为重要。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成功满足了安全部门想要将图灵作为宣传机器的目的。也正由于觉得这样境遇对其他人而言并不公平，也想借此来做些什么。
比尔·塔特，来自英国纽马科特的园丁之子。1935年，他接受了剑桥三一学院的奖学金，攻读科学。在其刚到大学的前几日，他参加了数学学院的讲演，并和三个朋友组队解决数学难题“完美正方形”。随后塔特对此的解释：“尽管有不同的学科，但是他学习如何做数学研究只是基于兴趣。” 尽管从大学初始，塔特就展现了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数学才能得以完全施展。24岁时，塔特参与布莱切利园密码破译行动。他们之中在世时间最长的密码破译员杰瑞·罗伯茨上尉（死于2014年3月），在一次采访中叙述了塔特是如何顽强、执着的工作，在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如何梳理出劳伦兹密码机的整个架构。
“塔特和我共用一个办公室。他是个性格内敛的圆脸男人。” 罗伯茨说到，“他坐在那儿心不在焉地玩弄铅笔，盯着地板中间看。我当时以为他根本不配领他的工资，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如果说图灵至少在战争之前见到并操作过恩尼格玛密码机，那么塔特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见过劳伦兹密码机。这简直是一项天才的成就，被一位时事评论员称为‘上世纪杰出的精神壮举’。”
伴随着战争的结束，整个布莱切利园行动被宣判成为秘密。比尔·塔特也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进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工作。在此期间，他在现代计数机与学术领域里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图论”领域提出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但有趣的是，不像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巨人计算机”的设计者汤米·佛劳斯那样，塔特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阻碍，这一切归功于战后安全部分对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采取的保密政策。
也正如他自身在英国皇家学会上的传记中所言，直到托尼·塞尔获得批准，重建“巨人机器人”，也就是塔特80岁生日前4天，他对破译密码的贡献才在1997年的《新科学家》期刊上被公诸于世。 即便如此，直至2011年BBC纪录片《密码破译者: 布莱切利庄园的幕后英雄》播出后，塔特在密码破译方面的贡献才受到了公众的认可。 也正是由于这个节目的播出，唤起了纽马科特人对塔特的关注。随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纽马科特日报》发起的运动中对他还在世的家人表达了迟到的感激。这件事情见证了“比尔·塔特纪念基金”的成立，并于2014年9月在纽马科特建立了新的塔特纪念馆。然而，如弗莱彻所强调的，虽然邀请了政府或安全部门的人士出席此次开幕式，但无一人到场。
An artist's impression of the memorial for Bill Tutte
2015年，该基金计划用其第一笔奖学金资助成绩优异的学生在大学里攻读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旨在帮助像塔特一样出身平凡的人。 在劳伦兹密码机与其解密工作公诸于世之后，涌现了很多关于其对二战成果产生重要影响的推论。一个广为流传的万能说法是布莱切利园“将战争缩短两年”。这一推论由恩尼格玛团队和劳伦兹团队共同做出，但一般归功于哈里·辛斯利爵士与其所有的努力。 弗莱彻深信劳伦兹密码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并撰写了文章《比尔·塔特是如何赢得战争》。然而，肯尼思·佛劳斯（汤米·佛劳斯之子）却持相反观点，认为人们过分夸大了劳伦兹密码机的重要性。佛劳斯指出，其父亲告诉他是图灵挽救了他们的国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比尔·塔特和汤米·佛劳斯时至今日，都未曾受到像图灵般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地位和认可程度。这点从近年来的电影《模仿游戏》就可以看出，以好莱坞的叙事手法加之还原真实历史事件，以及“著名的恩尼格玛破译五人组”式剧本讲述了图灵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几部优秀的传记，以及一部由德里克·雅各比于1996年出演的BBC戏剧，都体现出公众对于图灵的认可程度。
Benedict Cumberbatch
事情总是喜忧参半，正如肯尼思·佛劳斯对他父亲的所述：“所有有趣的事情都在他的工作中。” 他不并像图灵，其工作之外的事情都值得被关注。而比尔·塔特的一生也正是如此的写照：勤于工作，活至高龄，结婚虽无子，却享受徒步旅行。也正是基于这些，使得塔特的私人生活并未像图灵般被社会揭露的如此彻底。 换个角度来看，这些科技先驱们的工作，包括图灵，也警醒着我们：科学背后总有着大量不为人知的付出。
就像弗莱彻所述：“塔特是个非常聪明、绅士的人，他的工作至关重要，却不为人知，对此，我们应永远心怀感激。”
正在生成分享图...
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