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taro Toyama 称自己是“正在恢复中的科技爱好者”，一个“曾经对于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上瘾”的人。
Toyama 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微软从事机器视觉方面的研究，并在 2004 年搬到班加罗尔领导微软在当地新设立的研究中心。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展了十几个项目，希望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来改善教育，减少贫困。
但在印度的五年时间改变了他。
项目试验阶段的成功往往无法复制；在一些学校中，计算机让事情变得更糟了。在今年春出版的《极客别论：从技术崇拜手中拯救社会变革》一书中，Toyama 称技术主义者通过宣传“打包好的干预”，以更困难的改革为代价，破坏了人们在社会进步上的努力。现为美国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的 Kentaro Toyama 接受Technologyreview的采访。
在你去印度时，当地正盛行技术乐观主义。班加罗尔被称为是下一个大科技中心。
是的。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是计算机领域非常成功。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将计算机领域的成功扩大呢？不仅让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中产阶级受益，也让印度另外 80% 的贫困人口受益。当时，印度很少看见手机，基本上都是能上网的电脑。我觉得可以以某种方式运用这些设备，从而支持医疗系统、农业、教育。
你的成功率是多少？
我最终估算了一半自己直接参与或管理的项目。很少有项目让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效果太好了，我们要推广它”。这是因为，很多时候人和制度存在限制，无法利用计算机技术。
比如，最难克服的事情之一就是实行教育的方式，从公共学校系统的管理方式，到政府与学校打交道的方式。在印度，我们经常发现教师被政府叫走。政府认为教师是政府雇员，也就可以让教师去做其他政府工作。
另一个例子就是医疗系统。你去印度农村的诊所看一下就知道，那里可看不了什么病。带上一台笔记本电脑，连上无线网络，然后就可以进行远程诊断，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在书中引述了“数字农业”这个产生了显著效果的项目。这个项目制作有关种植技术、对付动物等经验的视频，还播放给农民看。这个项目为何如此成功？
我们非常谨慎，这一技术并不能取代现有的农业推广体系。它只是扩大了现有系统的影响力：扩大了那些拥有大量农业知识，也愿意传授这些知识给农民的人的影响力。
我们会去村庄里播放这些视频，村庄的农业推广员会召集村民观看。一方面，这只是一场视频放映会。但播放员会问问题，从而激发起讨论，这是学习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果不激发讨论，放映就像看电视一样，没什么效果。许多农民家里有电视，他们也看农业节目，但却没有记住节目中的信息。当他们一起讨论或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农民时，他们就更可能相信视频中的内容，并采用里面的方法。
你对“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计划怎么看？
已经有不少人研究了“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计划的影响。总的来说，大多数研究表明，有笔记本电脑的学校的学生在学术成就、分数、考试成绩、出勤率、课堂活跃度上没什么不同。
这可能会让那些知道不少成功轶事的人惊讶。
正是这些轶事让计算机进入到了经济发展环境中。给小孩一些电子设备很容易就会得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自己就这么做过很多次。你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孩子们非常高兴，他们拥有了一件新的电子设备。他们喜欢这个新玩具。孩子们拿着笔记本电脑，笑颜逐开，你还可以拍上一张这样的照片。
现实是，发达国家的孩子如果手里有智能手机，也能笑得这么开心，因为他们在玩《愤怒的小鸟》。一方面，我认为一定的教育玩具和玩耍很重要，但我不认为大学之前的教育可以完全基于这种玩耍。
在我看来，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到一定量的技术完全可以理解，不管是让孩子们探索，还是为以后会碰到的技术做准备。我觉得人们的根本错误是，不应该让计算机成为所有孩子的主要教育工具。我认为，这是一大步。我不清楚人们为什么一直都在迈这么大的步伐。我们一直都倾向于认为教育就是内容。我们过度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成人监督的激励，只有这种激励才能让孩子学到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科技主义者都没能看出来，技术的作用很有限，带来的变化有限？
我觉得，这是社会对相关性和原因的混淆。我们见证了硅谷和科技行业的成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能见到让所有事情变得更方便、更好的科技。于是，我们认为这一切都直接受益于技术，而实际上这要得益于现有的其他许多东西。如果一开始缺少其他东西，技术本身也无法产生这么多好处。
这里面的问题是，你可以从非常科学的角度考虑这些事情，最后还是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在实验室里就有过很多次这种经历。我们会进行试验，对比受控环境和实际环境。在实际环境中加入一些技术。如果这时在实际环境中发现到一些积极信号，我们的结论就是技术有帮助。事实上，与我们合作的人，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技术要产生影响都必须依靠这些人类因素；技术是否能起到帮助作用都取决于人。
看完Toyama 的观点，你对技术如何改变社会又是怎么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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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马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