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杂志科技编辑Clive Thompson日前在亲身游历中国后发文表示，中国正从一个山寨大国，转型成为下一个硅谷。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的好奇？事实又真的是如此吗？
一个年轻的程序员有了一个创意，而当时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异想天开。刚大学毕业，他就加入了欢聚时代旗下的平台YY，成为一名负责编写软件的程序员。
这名程序员认为，YY应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利用公司已成熟的流媒体技术运营一项约会服务——就像电视的相亲节目那样操作，让主持人创建一个网络聊天室，然后邀请一些单身人士加入，鼓励他们进行互动，帮助他们脱单。
不过公司高管们都对这个想法很是怀疑。“CEO甚至差点扼杀了这个创意。”首席财务官何振宇回忆说。但是，在这个程序员的坚持下，高管们也同意了：尽管试试吧。
在中国，以往不会出现这样的员工。十年前，高科技观察者曾抱怨中国缺乏大胆的创新者。那时中国不缺少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但他们很少会冒险，而且大部分只是模仿硅谷：百度是谷歌的仿制品，腾讯复制雅虎，京东是中国版亚马逊。年轻的中国程序员能够编写出首屈一指的程序，但缺乏像扎克伯格、乔布斯那样的先驱者。
不过，可幸的是，这种追求务实、图个稳定的观念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突破。他们不再满足于小富即安，而更加意气风发。如今越来越多年轻毕业生、甚至在校生都愿意冒险，和硅谷的创业者一样，他们不再渴望能够进入Google、苹果这样的科技巨头工作，而是更希望能够创造出下一个Google或苹果。
北京科技公司泽普互动（Zepp）的联合创始人韩铮表示，在大公司工作可能比较稳定，但研发人员即使在某个项目上倾注了几年的心血，也可能永远无法让它真正推向市场，拿出真实的产品。他坦言，在那种公司，成功不能由自己做主。
当然，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定联系。随着国内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中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而科技行业正符合政府发展的需求。
中国科技行业进入新的繁荣时期，在线服务与硬件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比如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和网络社交应用服务公司腾讯，都是最近的年代中本土企业成功的范例。这些本土公司熟悉国内用户喜好，引进了西方的企业经营和生产系统，同时紧邻东南亚新兴市场，这些都是中国本土企业成功的因素。举例来说，2014年，小米成为仅次于三星、苹果和华为的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
而对前文的YY来说，如果没有那个放手一搏的尝试，该公司的盈利并没有如此可观。作为一个互联网服务，YY不依靠任何广告收入，而是用户付款购买虚拟物品。2015年，该公司的市值仍达到了30亿美元。快速试错，常年试错，力求找到那款能引爆的产品——这是美国西海岸的一贯信仰——而这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学生来说，曾被认为是极为危险的。
中国第一轮科技繁荣期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产生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互联网时代Web 1.0：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和博客工具、新闻门户、在线购物商城。那个时期，中国本土企业有着极好的天时地利。因为当时同类型的美国公司都被政府的一些列复杂系统给限制了，比如著名的“中国防火墙（Great Firewall of China）”。而除此之外，当时美国公司也知道中国是个极大的市场，但来得的不是时候。比如还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尚未普及——本来eBay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然而许多中小企业也未普及电脑。
在阿里巴巴，其创始人马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欠缺，于是他逐步组建了庞大的电商帝国，开启国内线上交易生活。在中国，该公司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遥遥领先于eBay的同类平台PayPal。在Web 1.0时代，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企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巨头，就像上世纪90年代微软、IBM等在美国一样的地位。
“山寨”大公司的成功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进入20世纪，雨后春笋般的小公司开启了中国互联网的2.0时代。先行发展起来的大公司为创业公司提供了模式参考，同时搭建起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云服务等等。
在第二波互联网浪潮中，美团是成功的案例之一。在团购平台 Groupon兴起之前，该公司CEO王兴曾模仿过Facebook等创建一些社交网站。而到了2008年，王兴注意到Groupon的崛起，然后建立起美团。王兴并没有直接借鉴Groupon的模式，因为他发现了其中的缺陷——向合作商家抽取的佣金过高。为了解决这个痛点，他设定美团仅收取5%的佣金。短期来看，这个模式固然会降低其盈利，但是，由于商家能从中保持盈利，两者间的业务合作也保持了长久的往来。
美团的成功固然不止模式上的优化，该公司还会自主开发电子商务技术。以购票系统为例，美团将全国的电影院购票系统联系了起来，为用户的购票交易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据统计，2014年，通过该服务完成的电影票交易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举措。如今，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对O2O等便利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移动设备的普及也为这些服务型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可能。根据麦肯锡公布的数据，2013年，生活服务类消费在总消费额中占比44%，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将上升至50%。即使在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休闲消费也并未萎缩。
电子商务受到欢迎，除了解决了便利性，同时也避免了线下交易的不透明问题。电子商务的经营比实体店要公开透明，这不得不说是经营模式的进步促进了服务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花费三十年的时间成为世界制造业之都，像深圳、广州等城市聚集了大量的电子制造企业，包括从3人的小作坊到30000人的代工厂。因此，和美国相比，本土的创业者也具有了硬件上的优势。
几年来，中国也兴起了一波“创客空间”运动。第一个创客空间——上海的新车间——于2010年由李大维成立。李大维当时发现，人们可以如何利用用一些简单廉价的工具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发明家。
各种切割、焊接工具、3d打印机、电脑、桌上足球、自动售货机、小厨房……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家创客空间里该有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各地的创客，他们都喜欢聚在新车间进行头脑风暴。
与此同时，李大维也会带这些人去参观当地的工厂，了解中国硬件生态的运作流程。相比较之下，中国设备制造商具有更丰富的下游生态链，比如小米，该公司的硬件并非自己设计生产，而是通过对小型公司的投资来实现。和Google那种亲力亲为曲线向前的方式相比，这样的生态系统确实惊人。
当中国的创新一代正在向国际大品牌发起挑战时，他们还享受着另一个机遇：越来越多西方创业者选择来到中国工作。一般来说，他们都奔着沿海城市的硬件和软件加速器而来。这里，有他们在本国无法获取的条件。
去年，一名法国女性来到上海，和中国的程序员搭建起了一支团队，以当地时尚餐馆为潜在客户群，创立起一个法国红酒的在线销售市场。而在深圳，许多年轻的美国创客来到创业孵化器Hax，开发出GIF摄像机、机器人原型等一系列有趣的小发明……本质上来说，中国正转型为“创业者的麦加”，吸引了一批有想法的人前来朝圣——就像上一代的硅谷。
“在中国造东西比别的地儿可容易多了”，确实，对创业公司来说，选择在中国进行量产会容易许多。在新车间内，一群创业团队围观着一堆产品模型。很多这样的机会，在美国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
诚然，我们存在着让他人好奇和稀罕的优势，也存在着许多继续完善的弱点，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的信仰……这样的愿景在未来是否会真正实现，还要看如何去把握。
via 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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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