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引起的恐慌，为阴谋论提供了滋长的土壤。
比如说，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病毒并非是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制造的——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上下都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论调自然引起了大量的关注，也有不少人信以为真。
对此，来自英国的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坐不住了。
2 月 19 日，《柳叶刀》杂志在其网站发表了一篇由 27 名科学家联合署名的通讯文章，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从业者以及医务人员的支持。
文章表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从业者和医务人员，务实、高效、迅速查明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降低疫情影响，并与全球健康界分享成果，做到了信息透明化；然而，它们却遭受有关疾病起源的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不良影响。
因此，文章对 “认为 COVID-19 并非自然起源” 的阴谋论表示强烈谴责。
文章还表示，世界多国的科学家都分析了病原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型（SARS-CoV-2）”的基因组，并公开发表了分析结果——这些结果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冠状病毒的起源于野生动物。
而这些结论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的院长们及其所代表的科学界人士的来信支持。
文章还强烈谴责称，阴谋论除了在抗击疫情期间制造威胁全球团结力量的恐慌、谣言、偏见外，一无是处。
雷锋网注意到，在文章中联名表态的科学家主要来自于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有来自中国香港大学的教授 Leo Poon。
27 名科学家联名谴责的阴谋论，其实正是来自一篇科学研究论文。
1 月 31 日，有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研究团队在生命科学领域最大的预印本网站 BioRxiv 发表文章称，在新型冠状病毒病毒 2019-nCoV 的 S 蛋白中发现了 4 个插入物的氨基酸残基与艾滋病病毒 HIV-1 gp120 和 HIV-1 Gag 的氨基酸残基高度相似。
也就是说，论文认为，新冠病毒 S 蛋白的 4 个不连续位点被插入了 HIV 病毒的氨基酸序列。
雷锋网了解到，这里所说的 S 蛋白（即 Spike Protein），其实也叫做突刺蛋白，它是帮助新冠病毒和宿主受体 ACE2 结合的重要纽带。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指出，新冠病毒 S 蛋白中的立体结构上 4 个插入位点恰好与动物细胞膜上的病毒受体 ACE2 相互结合，这 4 个插入位点能够让新冠病毒更好地入侵动物细胞，使其和 HIV 病毒具有相似的感染能力。
于是，论文表示：
令我们诧异的是，这片段不存在于 SARS 的 S 蛋白中，而且在冠状病毒科的其他种类中也未观察到。这令人震惊，因为病毒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偶然地获得这种独特的插入片段……
很明显，这篇研究是在暗示，病毒是人为操作的。
印度学者的这篇论文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和关注，实际上还与另外一篇论文有关。
2015 年 11 月 9 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传染病学家 Ralph Baric 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Medicine 杂志发表了一篇极具争议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使用 SARS 冠状病毒骨架和来自中华菊头蝠的 SHC014 冠状病毒表面蛋白进行工程化改造，在实验室创造了一种杂交冠状病毒，这一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并能引起小鼠疾病。
该研究表明，SHC014 冠状病毒的表面蛋白具有结合和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这证实了人们对该病毒（或蝙蝠中发现的其他冠状病毒）可能无需经过中间宿主就能直接感染人类的担忧。
雷锋网注意到，在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就有 SARS 源头发现者石正丽。
这项研究在发表后即引发了一些争议，有科学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创造的病毒是危险的，如果从实验室逃脱，更是不堪设想。比如，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学家 Simon Wain-Hobson 认为：
如果病毒从实验室逃脱了，那么谁也无法预测其发展轨迹。
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兼生物防御专家理 Richard Ebright 认为：这项工作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中创造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
本来，这两篇学术论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是在一些莫须有的猜测之下，舆论场就产生了不少阴谋论的声音。
比如说，在印度学者的研究中，病毒并非是从自然进化而来——这就很容易让人质疑：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是人为的。
而石正丽对 Ralph Baric 团队论文的参与，又让某些阴谋论者认为：这一次的病毒就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为创造出来的，并且是从该研究所的 P4 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但是，很快，这种阴谋论被重重打脸了。
比如说，针对印度学者的研究，一位大型制药公司的首席数据科学家认为，这个印度小组陷进了一些生物信息学研究的陷阱之中；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Eric Feigl-Ding 则在 Twitter 上表示，自己不赞成任何没有根据的阴谋论。
哈佛大学科学家、CRISPR 基因大牛刘如谦（David Liu）教授表示：
仅凭借短插入片段就声称新冠病毒起源 “不太可能是自然界偶然发生” 已经让人高度怀疑，这是弄丢钥匙却只在路灯下寻找的经典做派。这个世界已经足够可怕，我们不需要错误的分析来激起阴谋论。
不久，身处阴谋论旋涡之中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也发声表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并传播不良媒体谣传的人、相信印度学者不靠谱的所谓 “学术分析” 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
言辞不可谓不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质疑声音越来越多，发布论文的印度研究团队已于 2 月 2 日宣布，将撤回这一论文版本。
阴谋论的发酵，也让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得不出来发声。
2 月 19 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了一封《致全所职工和研究生的一封信》表示网络中流传的谣言，比如说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病毒是从 P4 泄露的”“军方接管 P4”“某研究人员因病毒泄露死亡”“某研究生是‘零号病人’”“某研究员实名举报所领导” 等对该所的科研人员造成了伤害。
在信中，武汉病毒研究所陈述了自己在新冠病毒联合科研攻关方面的作为：
1 月 2 日确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1 月 5 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
1 月 9 日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及标准化保藏；
1 月 11 日作为国家卫健委指定机构之一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病毒序列；
1 月 26 日起，累计检测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咽拭子样本约 4000 份……
武汉病毒研究所还表示：
回首过去一个多月的艰辛付出，我们问心无愧！
尽管有无比清楚的事实论据和多个国家科学家的鼎力支持，可以想见的是：在疫情真正的结束之前，阴谋论恐怕还会继续存在。
对于阴谋论，我们要保持充分警惕——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所认为的那样：
阴谋论虽很难消除，但也不能听之任之，阴谋论会误导民众，往往意识形态浓厚，与狂热的民粹主义结合，阻碍了对疫情防控和对真正有用问题的关注，并且阴谋论容易否定专家在专业问题上的话语权，最终会影响社会公共安全。
我们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家，始终密切关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发生和发展，也对该疾病给全球人类健康福祉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同时，我们也看到特别是中国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从业者和医务人员，务实、高效、迅速查明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降低疫情影响，并与全球健康界分享成果，做到信息透明化。他们不懈的努力值得称赞。
通过签署此声明，我们愿和所有继续在 COVID-19 暴发期间拯救生命、守护全球卫生的中国科学家及健康工作者团结在一起。疫情面前，我们同舟共济，与奋战在一线的中国同僚共同抗击这种新型病毒的威胁。
此次疫情期间，数据信息做到迅速、公开、透明化共享，但却在当下遭受有关疾病起源的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不良影响。我们在此一同强烈谴责 “认为 COVID-19 并非自然起源” 的阴谋论。世界多国的科学家都分析了病原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型（SARS-CoV-2）”的基因组，并公开发表了分析结果，压倒性地得出一致结论，即此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这和其他许多新发病原体一样。
这项结论更是进一步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的院长们及其所代表的科学界人士的来信支持。
阴谋论除了在抗击疫情期间制造威胁全球团结力量的恐慌、谣言、偏见外，一无是处。
我们支持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的呼吁，要推进科学论证和团结，拒绝谣言与揣测。我们希望所有的读者以及中国所有科研和医务人员知道：在这场病毒阻击战中，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们邀请更多人加入，一同支持武汉和中国各地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从业者及医务人员。让我们共同在抗疫一线携手前行！
Charles Calisher，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
Dennis Carroll，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兴流行病威胁部门总监
Rita Colwell，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教授
Ronald B. Corley，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国家新兴传染病实验室主任
Peter Daszak，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主席
Christian Drosten，德国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所长
Luis Enjuanes，西班牙国家生物技术中心教授
Jeremy Farrar，英国惠康信托基金会会长
Hume Field，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Josie Golding，英国惠康信托基金会流行病领域负责人
Alexander Gorbalenya，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Bart Haagmans，鹿特丹伊拉斯姆医学中心病毒学家
James M Hughes，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
William B Karesh，世界动物健康组织主席
Gerald T Keusch，美国博士顿大学教授
Sai Kit Lam，马来西亚大学教授，发现了人畜共患的尼帕病毒
Juan Lubroth，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高级兽医官员
John S Mackenzie，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教授
Larry Madoff，麻省医学院
Jonna Mazet，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流行病学教授
Peter Palese，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微生物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建立了首批甲型，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的遗传图谱
Stanley Perlman，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
Leo Poon，中国香港大学教授
Bernard Roizman，美国芝加哥大学病毒学教授
Linda Saif，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Kanta Subbarao，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
Mike Turner，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代理科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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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