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首次公布的“蜻蜓计划”(Dragonfly)实际上已被Google放弃。
无论是Google工程师还是GoogleCEO Sundar Pichai ,大小场合下都尽量对推出中国搜索引擎的事含糊其辞。但这种“沉默”只会激起更多反弹以及爆发。
据The Intercept描述,并非Google的所有部门都参与了新的审查搜索引擎项目,近90000名员工中只有数百人知道这一计划。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Google隐私团队,被排除在“蜻蜓计划”之外。
在Google,任何新品发布之前,必须由隐私和安全团队进行审核,但显然,“蜻蜓计划”没有走流程。
当隐私团队发现真相时,与搜索项目团队之间几乎没有和解的余地了。
The Intercept描述:团队非常生气。
生气了,后果很严重——Google直接关闭了搜索项目团队获取数据的通道。
新搜索团队解散:工程师已被分流到巴西、印尼等项目
今年Google颇为动荡。与政府的人工智能合同不再续约、性骚扰导致罢工、安卓之父的丑闻、员工联名反对“蜻蜓计划”、工程师离职揭黑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蜻蜓计划”是让Google中文搜索引擎无法登陆到如BBC.com、维基百科甚至Google自己的YouTube等。此前,Google对“蜻蜓计划”的推出时间预计在2019年1月-4月,但是现在,物是人非,经过一系列内部的隐私审查,参与该项目的工程师们已被重新分排到巴西、印度和印尼、俄罗斯等国家的相关项目中。
有一些工程师被派去研究居住在美国和马来西亚的人们进入Google中文查询通道产生的数据,但这些与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搜索数据不同,项目团队根本无法获取准确的信息。
据CNBC报道,Google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他们,Google仍然希望为中国用户提供服务。
上周,GoogleCEO Pichai 参加国会听证会,“蜻蜓计划”是一个重点被问到的话题,他对此则含糊其辞。
但言外之意,也并没有否定正在研发,他在议员们面前还透漏,Google内部有个100人的工程师团队在研究,只不过是“暂时搁置”。
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市场时,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当时对中国严格的审查规则表示“极为不满”,但在过去的几年里,Google的高管们又重新燃起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尽管这与他们本身的道德立场背道而驰。
265.com网站扮演重要角色:帮助Google开发中文搜索引擎
The Intercept的报告称,Google是通过中国的265.com网站来搜集数据,以开发其中文搜索引擎(注:265.com网站是信息聚合网站,用来发布旅游、酒店、天气、车票、日历等信息,外链比较多,类似于hao123)。
据了解,2007年6月3日,Google收购蔡文胜创立的网址导航265.com。尽管之前蔡文胜表示265不会被Google收购而是将谋求上市,但最终,这家网址导航公司有了与被百度收购的hao123一样的结局。
经雷锋网测试,目前Google搜索已嵌入265.com的首页,并且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尽管Google在10多年前就买下了265.com,但265.com使用的搜索引擎却是百度,只要在搜索框输入“xxx”,点击“搜索按钮”,画面会直接跳转到百度,但在跳转之前,据称Google已建立流量监控系统,比百度更早一步获得中国网民进行网络搜索的数据——这对项目的开发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有助于构建与中国网民相关的数据集(这通常也需要Google隐私团队的审查)。
据称,这些都是因为Google工程师获得了访问与265.com相关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API所需的密钥,并使用它来从站点获取搜索数据。
可以说,265.com为Google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用户可能搜索内容的宝贵窗口。
但是,Google隐私团队成员对这一情况毫不知情——被排除在流程之外。
据报告称,Google迅速取消了其工程师对265.com的访问权限,这有效地削弱了该项目。这等于超了项目团队工程师的“小路”。关闭了该项目最核心的数据来源,使得正在进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消息人士称:“265.com是蜻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掐断了对数据的访问,这实际上就代表了进展已停止。”
高层把隐私审查“撇在一边” 大中华区总裁:走走形式就好
有消息人士称,Google的高层认为“蜻蜓计划”过于敏感,以至于只会口头沟通,不会在高层会议上留下任何纸质文件记录。一些了解计划的人曾被告知,如果与不知情的同事谈论此事,有可能丢掉工作。
Google员工表示:
“领导们防止有关蜻蜓计划的消息在内部传播,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担心内部的反对会阻碍他们的进展。”
Beaumont是Google中国区的负责人(大中华区总裁),2013年从伦敦来到中国。
他被认为时“蜻蜓计划”中的主要人物。
Google大中华区总裁Scott Beaumont 在2017年5月的中国嘉兴的Future of Go的开幕式上致辞。
他在1994年担任英格兰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为Refresh Mobile,开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他于2009年加入Google,在伦敦工作,担任该公司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合伙人。2013年负责中国区业务。
在自己的LinkedIn传记中,Beaumont称自己为“技术乐观主义者”,他关心在各个领域中技术的价值和使用的责任。
而这次与之产生裂痕则是在Google担任14年资深工程师Zunger,在Google,Zunger领导隐私团队,负责隐私审查。
根据Zunger的说法,Beaumont“希望对Dragonfly的隐私审查是形式上的,并认为应该完全推迟对Dragonfly的定位”。
Zunger指出,Beaumont并不认为安全、隐私和法律团队能够质疑他的产品决策。在很多场合,Beaumont与这几个团队保持公开的对抗关系——这完全超出Google的标准。
“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公司内部非常机密的工作,也会在项目进行中保持公开和定期沟通。”
但Google高层显然无意进行内部审查(防止员工反对),并要求热衷调查的隐私及安全团队保密,否则辞退。雷锋网了解到,这几个团队中有6-8个人继续追查下去了。
在2017年6月的一次关于隐私报告的讨论会上,隐私团队和安全团队没有得到通知,因此它们被认为是“被排除出计划”,也就没有进一步确切的消息了。Zunger后来离开了Google。
雷锋网小结
但眼下,Beaumont想确保计划顺利实施,但他失败了。
至此,可见的是,在Google内部,“蜻蜓计划”已经造成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沟壑:一方面倡导自由互联网精神,宣传开放和民主;一方面优先考虑业务增长和新市场的拓展,即使不得不在审查问题上妥协。
但像鱼与熊掌的故事一样,往往二者难以兼得。一句话,Google要想重返中国市场,“安内”须排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