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迪克·科斯特罗 （前Twitter CEO）进入密歇根大学时，他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但令他惊讶的是，他还很擅长即兴喜剧。毕业之后，他来到了芝加哥，并开始了在第二大城市剧院（Second City Theatre）的学习生涯。和Steve Carell、Tina Fey以及Adam McKay等同伴不同，科斯特罗没有被要求加入该剧院的母公司，而他的喜剧生涯也随之枯竭。
于是，科斯特罗回归成为一个代码猴，还创立了一系列科技公司，其中一家最终还被Google以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2010年，他成为Twitter CEO。在Twitter上任第一年，科斯特罗就带领该公司实现1000万美元的盈利。
2015年6月，随着Twitter的股价不断下滑，科斯特罗宣布将离开公司。3天后，HBO播出第一季带着半讽刺意味结局的《硅谷》。这一季的结局是：剧中主角、科技创业公司CEO被踢出董事会。作为该剧的粉丝之一，科斯特罗发现情景竟与自己惊人地相似。“我可以指出剧中每一个角色在生活中的原型——出局的创始人、新晋的CEO、围观的员工。”
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在那段时间，科斯特罗和科技记者Kara Swisher在旧金山吃早餐，后者被称为“硅谷最让人害怕又很受欢迎的记者”。他们的话题谈到《硅谷》时，“硅谷的人啊——至少我知道的那些，总是一直在谈论这部剧，”科斯特罗说，“可说也奇怪，对于这部讽刺硅谷的剧，大部分人是喜欢它的。我想是因为，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剧中的角色演绎的正是自己。”Swisher说，“他们讽刺的是那些令人厌烦的技术。”
一个月后，科斯特罗和美剧大佬Judge和Berg在旧金山共进午餐。他们告诉科斯特罗，他们已经写到绝境了。他们的新剧主要是讲一个企业家如何努力建立一个公司；如何将企业家从公司分离，然后就不知道剧情应该如何发展了。花大量的时间来写一出闹剧和令人作呕的笑话，《硅谷》还看似是一个精心研究后的作。于是， Judge和Berg意识到，最好的方法是请一个顾问来给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让他们惊讶的是，科斯特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正需要一些了解硅谷公司运作的人才。”尽管是大材小用，但科斯特罗还是得到了顾问这份工作。
《硅谷》是主要是在索尼多个混凝土建筑物中多组拍摄完成——不是在硅谷，但在同一时区。每周一上午的三个半小时，Costolo从旧金山飞往洛杉矶机，然后打个Uber到卡尔弗城。然后周一和周二在编剧的房间度过。Berg、Judge和十个其他编剧轮番向他抛出问题：会议室里坐着的最有权势的是人是谁？是什么能够励像Richard这样一个企业家？又是什么会让他最感到沮丧?……科斯托洛说：“我会告诉他们我观察到或我遇到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细节，得到这些信息后他们眼睛会闪闪发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Costolo慢慢地也适应了开自己玩笑。“从CEO变成房间里经验最浅的家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说。这群编剧都会看的科技出版物是Nick Bilton所著的《孵化Twitter》，关于该公司的历史。“一次，他们讨论下一步故事情节，”Costolo说，“Mike问，他们不会面临着一个书中所写Twitter面临的问题吗？然后有人跳出来说，‘Mike，书里有个人就跑出来这里了，我们问他就好啦！”
《硅谷》播放至第三季，它既有趣，也是第一个明目张胆讽刺当前加州北部所有的社会文化的一部作品。节目以两个线索来表现现实的冲突：对科技巨头的蔑视以及对努力想要颠覆他们的创业者表示同情。在试播中，Richard Hendricks——害羞但天赋异禀的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压缩算法。后来他凭借这一个创新创立了一家公司，他坚持将公司叫做“穿花衣的吹笛手”（Richard:“这来自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后来，他的公司得到了发展，Richard变成书呆子，被Goliaths围困：奸诈的董事会成员试图盗取他的知识产权。他能在价值得不到保证的状态下成功吗？对Richard的深层反讽——据推测，他的终极目标是成为Goliath。
“真正的创业会经历过所有你在剧中看到的狗血情节，甚至更为疯狂的，”风险投资家和顾问Roger McNamee表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编剧可能不得不抽离现实，这样看起来更真实。”
当你编一个无关什么的剧，或者是一个关于办公室文化的电影，收集真实细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非竞争条款 是如何结构化的时候，或者一个善于社交玩乐的程序员会开哪种车，又或者Richard的解雇是会引发一下午的烦闷还是个人危机……这些就需要做足功课了。如今，电视剧作家都有长期的顾问，Jay Carson说道：“你不能用不切实际的作品来愚弄观众。”Jay Carson是Hillary Clinton2008年竞选总统时的新闻秘书，后来任洛杉矶首席副市长。2011年，他的朋友聘请他担任《纸牌屋》的政治顾问。
《硅谷》是一部情景喜剧。“我们构造了很多愚蠢的笑话，但我们也竭尽全力让观众感到真实，”Berg说，“希望在硅谷的人——一个骨瘦如柴的代码猴、亿万富翁，或者同时具备前两个描述的人——看到这部剧时会觉得‘我可能不是真如剧中所塑造的形象，但至少这是建立在事实层面上’。”
和外行人士相比，Berg和Judge有着一定的背景来更好地了解硅谷的文化，他们也倾向于聘用具有相似背景的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第一个科技泡沫到来之前，Judge在Santa Clara担任电气工程师。Berg的父亲则是哈佛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兄弟是一名程序员和创业者，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曾任职Google。而其他的作家，也有着相类似的经历。
《硅谷》第一季结束时，白热化的竞争使剧情走向高潮：Pied Piper的压缩算法战胜了竞争对手。“编剧想让Richard顿悟，把他的技术瞬间提升一个数量级，”技术顾问Dotan回忆说，“所以我们不得不发明一个极大的而又符合现实的突破。”Dotan向其压缩专家——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Tsachy Weissman求助。“他花了几个小时向我介绍无损压缩的历史，大概就是1948年起利用香农自上而下的编码树理论，然后几年后是大卫·霍夫曼将其从底层往上实现它。”Dotan说，“当时我就问他，‘你提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那我们能不能从中间开刀？’，他说这很荒谬，但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凑效。”
然而，剧中Richard“中间向外”的顿悟并不是来自这位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启发，而是一个电视史上最煞费苦心的笑话。
2015年，Weissman教授召开斯坦福大学压缩论坛，最后产生了一份四十页的白皮书来说明“中间向外”的压缩意味着什么。他的一个研究生Vinith Misra在另一篇论文更明确地阐释了这个公式。“很明显，中间向外的压缩方法在剧中也不会凑效，”Dotan说，“如果是，那我们都是万亿富翁了。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安排，如果Tsachy Vinith能够完善它，那么剧情就是Mike和Alec和他们分享诺贝尔奖。”
Dotan现在管理着二百多名咨询顾问。有一些是雇员，而大多数都是无偿的义务劳动。他们的身份包括学者、投资者、企业家和谷歌、亚马逊、Netflix等其他科技公司的员工。“我可能会问一个快速的、具体的问题，或者我们可能只是即兴重复几个小时，”Dotan说。编剧与顾问之间，是一个非常平等的交易。
每一个夏天，每套电视剧上一季刚刚播完，下一季就开始创作了。这个时候，《硅谷》的编剧团队开始前往加州北部进行考察。他们花几个晚上待在旧金山酒店，并安排每天的会议：上午参观GitHub的办公室、和AOL前CEO Barry Schuler共进晚餐、下午在沙丘路（Sand Hill Road）参观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风险投资基金、和Reid Hoffman以及Mark Pincus在LB Steak共进晚餐……
“我们观察每个人的动态，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亿万富豪，如果其中一个人去了洗手间，我们就开始谈论他，哈哈！”Judge说道。他说，这些男人能够轻松地做出几百万上下的决定，但却容易在轻松的气氛中挣扎。这样的互动如果不是现实中亲眼所见，你真的很难描绘正确。
比如，访问Google总部时，六位剧作家和Google X主管Astro Teller坐在会议室内，感受Google的情景。据称，大部分调查会议都是轻松有趣的，但在这里不一样。Google X是该公司的“月球探测工厂”，负责的是诸如生命科学、无人驾驶等异常艰难，但却有可能对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而在前两季里面，Hooli推出了HooliXYZ——他们自己的“月球探测工厂”，但实质上是一出实验室闹剧。而他们的口号也是硅谷式的理想化：“我们要做的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否会取笑我们。”
编剧们都表示：“我们忍住不笑。”
那么，一部《硅谷》就这么拍成了，naive。敬请期待下阙。
via New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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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思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