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行业总有那么一两所“黄埔军校”，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圈也有这样的单位——被称作美国黑帮的Capital One（第一资本银行）。自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乘风而起，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数百位前员工回国，有些投身巨头，有些则另起炉灶。
量化派也是其中一家，六位高管都曾在Capital One打磨过，包括CEO周灏、COO王倪、CRO粘旻环。“Capital One是一家很奇葩的公司，是我待过的银行中，唯一一家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师比金融人员多，老板信仰数据不相信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它是一家科技公司。“周灏称。据雷锋网了解，周灏拥有北京大学物理学士、莱斯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曾担任Capital One总部资深统计师、巴克莱银行全球精英中心副总裁、摩根史丹利总部量化分析师。
在Capital One，数据驱动一切，走出来的人也一直将此作为信条。2014年，量化派刚刚创立的时候，虽然关于创业的方向并没有十分确定，但做数据生意是个确定的事情。
“最开始想要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本科学的是天体物理；后来想要知道地球和生物是怎么回事，研究生就转向了生物物理”。周灏自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且需要强反馈的人，在对宏观的宇宙、微观的生物有一定概念后，他将目光转向了产业界，投向了金融行业。
“金融是了解社会非常好的方式，它与所有行业，以及我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2007年博士毕业后，他进入了Capital One，负责量化模型研究。
从物理到金融，研究对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研究方法称得上殊途同归。“物理的本质是格物致理，讲究用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来解释纷繁复杂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就用研究理化的方法，去研究经济和社会，这在美国非常普遍。”周灏表示。
而在稳定、体面的本职工作之外，周灏还拉着到了谷歌的王倪做了不少兼职创业。其中他谈论较多的是一个招聘推荐项目，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受益人是他本人。
当时，周灏希望能从Capital One跳到华尔街投行，完成职业转变。那么通常的做法是找合作伙伴或者同事推荐，而他做了一个“奇葩”的事情。"通过爬虫抓取了LinkedIn和Facebook的数据，找其中和我背景类似的人，看他们处在什么公司什么位置，我建了一个计算模型，用邮件的方式看他们的响应度。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把头像P得好看一点，异性的响应度会更高。这个过程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找到巴克莱银行的工作，后来我在摩根斯坦利的工作也是这么找到的。”
周灏兴奋于这种数据化猎头的潜力，就成立了一个公司Quant Cube专门做这件事，抓取Facebook数据，评估金融机构候选人的跳槽概率和成功率，发邮件联系他们，要帮他们做推荐，如果候选人成功入职，他们将获得对方一到两个月的工资作为回报。
但由于身份问题无法全职，美国的创业项目只能是小打小闹，所以回国创业是注定的事情。在这背后，宜信创始人兼CEO唐宁推了他的计划一把。2011年，师兄唐宁对周灏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回国加入宜信风控团队。
虽然他没有接受，不过周灏称，唐宁帮助他打开了一扇窗，一扇关注中国金融行业的窗。“在美国我觉得非常普遍的信贷服务，在国内却是那么稀缺，而且需求旺盛，那时候我离开中国已经十年了，他让我重新了解到了中国是什么样。”
不过当时国内互金行业才刚刚起步，尚未进入规范发展期，周灏并没有接受邀约，而是在第二年回国加入了一家风头正劲的跨境电商，担任CMO。而这段经历让他真正体验了“何为互联网创业”。“我原本预计会在五年内开始（创业），没想到巨头的能量，让行业成熟加快。”周灏所说的就是在2013年横空出世的余额宝，他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土壤足够肥沃，可以跳出来创业了。
但知易行难。想做“数据”，但无处落地。根据周灏的讲述，在成立后的前半年，公司的方向并不清晰，想过很多事情，甚至是非金融业务。促使量化派明确赛道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是一个汇集消费者及消费者数据的切入点，金融也是各行各业的基础建设，在用科技解决金融行业痛点的过程中，能够触达到横向和纵向的多元行业和产业，让后续的跨行业延展变得都有可能。”
2014年正是C端P2P业务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但量化派却选择从B端切入。对此，周灏解释说，他们的逻辑是，初创企业如果直接做C端，冷启动的成本会非常高，也很难积累数据。
他介绍说，B端有两种做法：一是与机构合作，在机构授权的客户和数据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冷启动。第二种，为B端提供数据抓取服务，从而整合数据。量化派的第一步就是做了一套抓取工具。
但是结果并不如意，他们没有客户。事实上，如今再看许多巨头、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成长路径，主流做法是“C端包围B端”，即从C端起步，积累实战经验和用户流量，既可以在现有业务中挖掘更多合作可能，也可以顺势开放技术能力给金融机构。
而如果一开始就做B端，“其实只是提供简单的数据或者风控服务，其中的市场空间并不大，而且与机构的关系非常松散且维妙，服务的都是机构的用户，即使可能曾经签订互惠合同，但是我们无法获得更全面的用户的表现以及更后端的数据，商业模式是割裂的。”很快，量化派意识到其中的局限。
2014年9月的A轮融资就是在C端产品还未问世的时候进行的，“复星锐正、高榕资本原意投资我们，很大原因是他们知道我们想做什么。”融资完成后，量化派便立刻开始做C端，这个时期的产品模式，就是会对吸引来的用户做个分析，再分发给不同的金融机构。赶上窗口期，当时的同类产品还非常稀缺，流量成本很低，所以只是简单地投放，就能带来大量用户。
但这还只是比较浅层，促使量化派做深入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即便将用户送到金融机构嘴边，但是他们仍然无法下咽、消化，表现出来就是转化率很低，在1‰左右。
这里面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2015年1月，客服经理提出离职，在之前，已经接连走两个了。周灏他们想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只见客服经理拿出一份录音，对面是一个口音很重的中年男子，已经多次来电沟通，态度也颇为诚恳。那次对话的大意是，“你们想要什么资料我都给了，为什么我的贷款还没有批下来呢？”
但客服经理也没有办法，只能安抚对方说，他们公司只是提供推荐服务，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实际情况是，金融机构的风控逻辑还是要求线下面审，周期很长，另外如果是白户，很难通过。
周灏说，这件事让他们所有人都有了种“因为无法帮助他而歉疚”的心理。他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与董事会商量后，量化派与金融机构共同优化服务流程。从2015年开始，C端迅速发展，当年的用户规模达到了3000万，商业模式跑得更顺畅，也形成了B端、C端之间的良性循环。
由于金融监管的收紧，C端流量生意遭遇瓶颈，转型科技公司、赋能B端似乎已在近年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口号、方针。
而按照周灏的说法，量化派很早就是B端、C端两条腿走路。在B端，雷锋网了解到，量化派提供的是模块化加上一定程度定制化的服务，产品包括数据管理平台、客户获取平台、智能风控平台。他还特别提到开放的中后台架构，“不是为量化派本身的业务所架构的，而是一个能够提供给其他金融机构的基本框架。类似亚马逊云，是一个开放平台。”
说到具体的合作形式，与老牌IT服务商建立合作，是颇为重要的一种形式。“改造传统行业这件事，不太可能一家通吃，尤其是在垂直应用行业，我觉得其中会存在一些合作空间。……我们是各取所需，他们的优势在于金融机构有着良好的商务关系和丰富的合作经验，能有效削减我们的时间投入，我们的优势在于能将垂直的系统嫁接到他们的方案中，也能够节约他们的研究投入。”
有个值得在意的问题，两条腿是否足够平衡？在早中期，周灏曾提到，虽然先规划了B端，但是C端的发展更加迅速。时至今日，他称两部分成为一个闭环，无法割裂来看贡献。“它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闭环，C端吸引用户，收集用户数据以及授信建议提供给金融机构；通过后，形成一个金融产品提供到C，这是一整条产品线。”据透露，当前已经有一家头部农商行与量化派达成深度合作。
另外，C端的布局让量化派扩展了B端合作伙伴的范围，从金融向更多领域延展。据称，当前量化派的场景合作伙伴还包括教育、汽车、医美、旅游、出行、社交在内的多行业。
前年开始，周灏就不再负责一线的工作，他表示目前大部分精力都在思考战略和布局，以及调整组织架构方面。在他更长远的规划中，量化派要成为一家AI应用公司。智能金融板块由粘旻环担纲，除此外王倪主导发力创新业务，研究包括AI语音、机器人等新技术。
雷锋网追问投入是否很高时，周灏解释说，他们会采用开源的底层算法，会更侧重于应用，在乎的是能否联动现有业务，产生商业模式，所以成本是可控的。
格物致理，以理究物。
这不仅说的是物理，其实也是创业。“创业的关键也是抓本质，在线上消费金融场景中，行业的根本障碍是金融机构无法很好地判断长尾用户人群风险，用户没法提供有效信息，中间存在信息差。”周灏称。
实际上，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转化率的提升和规模化增长，行业的痛点在于B端和C端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效率低、成本高、体验差，B端无法获得好客户，好客户无法获得优质的服务。如何利用新技术，填补这空白，是包括量化派在内的新技术驱动公司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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