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很不喜欢「人工智障」这个词。”
在与掘金志的聊天中，一位从事计算机视觉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多次表示，他讨厌这个词很久了，几乎是本能的反感，即便只是一种调侃，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嘲讽。
这种嘲讽就好像是，一名路人，对着自己刚刚学会爬的孩子冷嘲热讽：这孩子真笨，连路都不会走。
他甚至坦言，如果身边有同事使用这个词自嘲，他会刻意与之保持距离，因为这种自嘲实属对自己的工作、对专业知识的“不尊重”。
拥有他这种技术性癖好的工程师不在少数，在掘金志询问的多个从业人员之中，都表达了类似观点：通常被问及人工智能水平时，类似表述以「弱人工智能」为准。
某负责品牌传播与公关的业务专员透露，如果在对外交流中使用了「人工智障」之类的词，被举报或是被公司发现，“直接影响绩效考核”，因为这类不专业的表述很可能导致负面的传播效果。
在与这些人的谈话中，掘金志发现，在AI圈内，从业者对于AI有着清晰的认知，在外宣的时候，对AI的负面化表述都较为严谨。
然而，在圈外，接二连三发生的各种AI事故，让大众对AI的真实能力产生诸多怀疑，关于人工智能变成人工智障的言论甚嚣尘上，唱衰人工智能的声音时常见诸报端。
表面上，这只是一场关于AI的舆论争议。但，其实质却是企业与大众对AI话语权的争夺，并会直接影响到AI的推广、落地与应用。
“如果大众无法对新技术形成有效的认知，那么新技术的推广则是非常缓慢的。”某传媒大学在读研究生表示，大众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是逐层递进的，这个进程很容易受到舆论影响，而负面舆论则存在一种「爆破效应」，可能会直接摧毁此前建立起的「信任基础」。
比如自动驾驶，公众对其的信任基础很薄弱，出现多次事故之后，这种信任实际上已经消耗殆尽。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自动驾驶一哥——特斯拉FSD在国内的激活率不足10%，甚至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开通AP服务，即便在开通的人群中，也很少有人会使用AP功能。
这种现象固然有其客观原因（比如路侧数据不够、算法能力有限），但从舆论传播的角度看，自动驾驶的一次失误，比起传统汽车的十次车祸更加严重，从而也给自动驾驶的进一步落地，带来阻碍。
那么，如何给大众建立起对AI的有效认知，推动AI更快、更广泛地落地？
掘金志通过采访之后认为：媒体报道、企业外宣、大众知识普及教育，是三个最主要的途径。而围绕着大众展开的各种「认知教育」，也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人工智能应用有一个有趣的悖论：当一种AI技术已经非常普及的时候，人们普遍不会认为这就是AI。
好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台黑白电视机可能是划时代的象征，需要手动调频；但现在遥控型的彩色电视机成为标配，人们也不觉得这就算智能。又比如，小区停车场通过车牌识别进出、刷脸进入小区等，在近几年开始普及，但人们很少将之与AI联系起来，即便这里面实际上用了各种识别算法、芯片等等。
在大众的认知里，人工智能理所应当达到电影里机器人的水平，或者近似人一样地思考、行动。
“大众有时对于人工智能过于乐观，甚至高估。”中国计量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人工智能专业负责人杨力认为，作为走向社会的新技术，人们对AI的理解并不全面，认为AI应该无所不能，这种认知与实际并不相符。
在掘金志看来，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比较浅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不了解、不清楚，对于什么是人工智能，没有直接的印象；
有一定了解，但无法理解AI的深层逻辑（原理结构）。
这种浅层认知很容易被诱导，而在一些不着边际的宣传之下，AI本身的能力被过分夸大，大众对AI产生盲目「自信」或高估。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杨力表示，以人脸识别为例，5年前可能人们会觉得很神秘、先进，但在经过消费类电子的普及之后，许多人觉得人脸识别已经没什么难度了。当他给学生们授课讲人脸识别时，同学们都觉得这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并不新鲜，难度不大。”
但其实人脸识别距离高度智能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许多复杂场景下，很难捕捉到有效的人脸信息。并且，人脸识别在小规模（数据库较小）场景下效果很好，但当数据库非常大的时候，识别的准确率就没那么高了。
“大众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很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从事AI研究的人对此却非常谨慎，普通人觉得简单的技术，从业者可能会觉得‘这个做不了，那个做不了’，简单而言，就是望山跑死马的感觉。”
掘金志发现，由于缺少专业的通识教育，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渠道比较单一，多数是通过媒体报道、企业宣传这两种途径来触及AI，只有小部分人会自发研读相关书籍、学习课程，以增进了解。
从传播的角度看，如果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那么该信息渠道的控制人将具有信息传递的「控制权」，形成一种「舆论垄断」的局面，而信息在经过多次传播之下，极易「失真」。
实际上，这种「失真」是在所难免的。在AI的传播过程当中，形成了圈内和圈外两大群体，由于人工智能本身属于较高门槛的专业，圈内（企业）和圈外（普通受众）之间的连接，主要通过媒体来实现。
但媒体宣传存在问题是，许多从业者要么科班出身，要么跨界转型，真正懂AI的媒体人只有少数。并且媒体本身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变化，进一步下沉到各平台，又造就了无数自媒体，形成了媒体界良莠不齐的局面。在流量导向的环境下，各种消息报道层出不穷，而这类信息又存在「放大效应」（比如标题过于惊乍），以至于大众接受到的信息与实际信息存在「误差」。
在人工智能最为火热的时候，不少AI企业为了拿融资、打知名度，纷纷投放广告、软文，宣传产品，造成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大规模落地的假象。后来AI遇冷，大众对AI的调侃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前期宣传过于猛烈的一种「反噬」。
当然，圈内也注意到大众传媒存在的局限，不少企业在重要的社交平台上都开辟了宣传渠道，但由于内容差异（比如太垂直、产品推广）或渠道差异，并不符合C端属性，多数AI企业无法直接建立起与大众的有效连接。
因此，在“企业-媒体-大众”这一传播链条下，由于大众传媒本身存在机制缺陷，导致大众很难在参差不齐的信息中，建立起对AI的有效认知。然而企业又不得不依赖大众传媒来宣传AI，这种内在矛盾，是造成圈内与圈外对AI产生「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
“归根到底，还是AI人才太少。”在杨力看来，人才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当前AI处于爬坡阶段，技术本身的问题是造成大众对AI产生质疑的根本因素，舆论传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影响。
解铃还须系铃人，不论是AI纵深发展，还是横向传播，只有AI人才，可以给AI「正名」，但现阶段的情况是，国内AI人才极度紧缺。
“应用型人才真的太少了。”杨力感叹道，当AI从空中楼阁走向田间地头，懂技术又懂行业的人“真的不多”。
而在工信部《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20）》（下称“报告”）里，预计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内有效人才缺口达 30 万，而这仅是两年前的数据。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里，根据掘金志观察，AI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整个AI产业的应用人才缺口进一步拉大。
作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AI的人才准入门槛较高，对学历、工作经验非常看重。
根据报告，2019年AI企业发布的岗位中，仅有11.9%的岗位接受专科学历；也仅有5.4%的岗位接受1年以下工作经验的求职人才；接受提供应届生的岗位仅占3.3%。
这意味着要从事AI行业，基本上要求本科学历，同时，由于多数AI企业缺乏人力、资金和动力去培养应届毕业生（至少一年以上），企业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并不旺盛，而更青睐那些拥有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的人才，这种“排新”性质的招聘需求，又加重了人才短缺情况。
除此之外，AI对人才的专业性要求极强，尤其是算法研究、应用开发等岗位，60%以上岗位要求具备计算机、数学相关专业背景。
各种线性条件约束下，原本就短缺的AI人才，显得更加「紧俏」。
一位AI初创公司HR告诉掘金志，招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专业、学校、工作经历筛选下来，符合条件的人很少，加上公司要的是进来立马能产出的人，还要考虑薪资这些因素，优秀的人才很难招到；而走校招的话，优秀的毕业生早早被互联网、明星AI公司签下，剩下的也更青睐大公司。筛选去筛选来，选择真的不多。”
除了缺少与行业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以外，在杨力的观察之中，AI的另一个人才缺口，是能够“扎下心来做基础性工作”的理论研究型人才。
根据斯坦福发布的《2022年人工智能报告》，虽然我国在AI 期刊论文的引用数、会议论文发表数量以及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上排名世界第一，但在AI会议论文被引数上却远落后于欧美。并且，一些创新性的基础理论、前沿科技的研究仍以欧美为主。
“很多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都是由外国人/机构提出来的，比如现在比较火热的深度学习。”
杨力表示，这与我国人工智能起步较晚有很大关系，要弥补这样的差距，除了要加强对基础理论研究的资金、人才投入以外，也应该建立起标准的AI人才培养体系，为AI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理想的情况是，一部分学生毕业以后从事理论研究，更多的毕业生进入行业，通过产学研联动，来推动AI的落地。”
掘金志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初步形成“政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生态体系，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2019年，人工智能专业正式获批列入本科专业名单，国内诸多高校开始自建或与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并开设AI专业。
然而，对于如何培养专业的AI人才，各大高校也正处于摸索之中，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范式。
2019年，国内人工智能专业正式获批，被列入本科专业名单，但开办专业需要经过课程建设、实验条件、专业申报等流程，多数学校于近两年才开始正式招生。
换句话说，距离最早的一批AI本科生毕业，离毕业也还需要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
如何把这一批新生培养成才，来填补当前存在的人才缺口，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此外，未来的第一批毕业生，其综合能力是否达标也极具象征意义。
“一方面，人工智能专业学的内容很难，以前很多研究生阶段才开设的课程，现在放到本科阶段来学了，对学生是一种压力，对老师的教学方式、技巧也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如何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也是难点。”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深学者，杨力在多年的执教生涯中，除了对AI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外，也探索出了一些关于培养AI人才的「方法论」。
“首先要尊重学习规律。”杨力告诉掘金志，AI本身对实践能力的要求较高，这就不能照搬传统学科的培养模式，即大一大二侧重于理论，大三大四侧重于专业。而应该理论和实践并用，先学习、再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然后呈“螺旋式上升”。
在具体举措方面，他表示，可以通过成立「科创小组」的模式，鼓励学生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参加各种学习竞赛、研究课题。
这种小组模式的优势在于：小组覆盖全体学生，通过团队协作，形成内部互帮互助的学习氛围，让成员都能参与到实践之中，成为一个「利益团体」；并且，小组的持续时间覆盖学生的整个大学生涯，所有成员都能共享「利益成果」。同时，小组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从某种程度上也能给老师减轻压力。
“其次要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对AI的求知欲、探索欲。”
杨力表示，学生对AI的学习兴趣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八定律」，即20%的学生求知欲很强，而80%的学生兴趣一般。
“对于这20%的学生，你只需要告诉他怎样做到最好，并且告诉他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细节，其余的无需太过关心；而对于80%的学生，他们的兴趣没那么高，就需要比较细致的指导，并且需要搭配一些「强制指派」，例如直接分配任务让他们参加。”
“再而，通过激励机制来刺激学生的创作灵感。”
比如，在课程设计时，将创新性纳入评分标准之中，以课程成绩来驱动学生进行创新。
例如，在做某个案例时，如果学生只是根据老师列的步骤照猫画虎，其成绩最高可能也就刚好及格，而剩下的分数则全靠个人创意和发挥。
“大多数学生需要老师给一些推力，而成绩就是最好的激励。”杨力表示，学生为了拿更高的绩点，便不得不“多费心思”，而不是敷衍了之，最终交上来的作品“往往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亮点”。
“最后，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的正循环。”
本科教学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较弱，或者只存在于课堂之上，课外的联系非常少，“上课是师生，下课是路人”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杨力看来，如果老师仅仅把教学当作是一种工作任务来完成，那么学生也会采取应付的态度。相反，如果老师富有责任感，学生也会受到其“以身作则的影响“，更有进取意识。
因而，老师可以通过带项目、线上线下互动等方式与学生沟通，来了解学生的需求，给自身的教学工作进行反馈，而这种反馈最终又将通过教学的方式来触及学生，形成「师生共赢」的局面。
除了培养AI人才方法论外，杨力也指出，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需要破除「唯研究生论」。
“读人工智能专业必须读研究生，不读研究生就没有前途。”
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杨力却坚决表示反对。他认为，原来很多研究生的课程已经下放到本科来学，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成体系之后，学生的理论、实践能力将能够满足AI行业的基本需求，一味追求研究生教育，只会造成AI圈越来越卷，无助于缓解行业人才短缺情况。
“当然，研究生教育也很重要，但研究生人才培养可能更应该倾向于基础理论方面，而AI的规模化落地，需要更多应用型人才去推动。”
举个例子：很多传统制造业引进了人工智能，比如机械臂、自动化生产设备等，但由于缺少应用型人才，企业买回去的设备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也不知道如何做到效益最大化，更不懂运营维护。
这样的岗位，并不需要从业者非常深厚的理论功底，而是有AI基础，又懂行业的人才。而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类似的人才缺口非常大。
“实际上，当AI走向各行各业、落地之后，对人才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而在本科阶段，通过理论学习加上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也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在刚结束的冬奥会上，杨力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做了一个智能辅助技术，可通过视频来实现对选手动作进行回顾与分析，给裁判打分给予参考。
虽然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行为识别，模型并不精巧，市场上有很多AI公司具备开发该技术的能力。但让人欣慰的是，这个项目一经提出，学生们便踊跃参加，在导师的指引下，一步步挖掘数据、标注、建模、训练、测试，整个过程持续两周之久，大部分工作由学生完成，而且是在春节期间，有同学甚至因为出力不够而深感抱歉。
“Talk is cheap.”在杨力看来，这个项目别人有能力做，然而只有他们去落地实践了，并且整个项目由大一学生完成，过程远重于结果，他们“代表着AI领域的新生力量。”
做这个项目也并非一帆风顺。
该项目的成员，中国计量大学信息学院 21级人工智能专业学生，蒋正阳告诉掘金志，小组在建模的时候，要么网络太大训练太慢，要么网络太小而不适合要求，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同时，训练也会遇到算力不够的情况。
经过多次失败尝试之后，小组不得不求助于杨力教授，后者补充了一种网络结构，该结构下，模型变得相对“较轻”，训练也可以符合预期。
最终，小组成功研发出“单板滑雪AI裁判技术”。该技术可在画面模糊、相机高速运动、长距离全景画面等复杂场景下，对运动员是否抓板进行精准识别，从而为裁判打分提供依据，助力「冬奥公平」。
“我们的专业知识有限，需要继续加强理论学习。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了解了从零开始做项目的过程、方法、难度，积累了经验。当然，最后看到项目跑出来的结果，内心还是很欣喜的。”蒋总结道。
杨力认为，遇到问题很正常，关键在于去行动、实践了。“人在学走的路上，会跌倒很多次，但不能因为跌倒，就只学爬，这样永远也不会走。”
这何尝不是国内AI发展的缩影。
在经历无人问津的韬光养晦期之后，国内AI于10年开始蓬勃发展，商汤、旷视、云从、依图等一众AI公司先后诞生，受到资本热捧，撑起国内AI的希望。但激情燃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行业落地难、商业化难、变现难等各种质疑。
如今的AI，正处于从爬到走的摸索期，磕磕碰碰、跌倒摔倒等时有发生，也被大众调侃成「人工智障」。
但杨力对此并不沮丧，反而感到乐观，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人才参与到AI的发展、推广、落地之中”，在“政产学研”模式的推动之下，AI也将被掀开神秘面纱，显露出最真实的样子，而大众在未来也会对AI形成一个“全面、客观”的认知。
在掘金志与多位AI从业者的交流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对AI充满希望，即便AI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他们仍然坚信，AI有着光明的未来。
“AI的浩海不止于边边角角，而在于改变世界。”开篇吐槽「人工智障」的那位工程师告诉掘金志，即便改变世界的路途，充满坎坷，但“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而对于大众的一些调侃和质疑，他迟疑了一下，回道：
“请给AI一些包容。”雷峰网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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