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时间里, 多伦多大学 Geoffrey Hinton 加入谷歌,纽约大学的 Yann LeCun 到了 Facebook,斯坦福大学的吴恩达加入百度,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Alex Smola 加入亚马逊。上周,谷歌聘任了斯坦福大学 AI 实验室负责人李飞飞。这些学者当中,有些依然在大学保留教职,但在商业领域存在感更强。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统计,如今美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博士在工业界任职比例高达 57%,十年前这一比例是 38%。工业界的计算研究协会(Compu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称,尽管美国博士生的总数在增加,但愿意留在学术界的人数比例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种“流动”在深度学习领域尤其突出,深度学习作为一种 AI 技术可以在“挣大钱”的项目中使用,比如在线图像搜索、翻译、广告等领域。
AI 领域的学生“对于公司来说至少价值 500-1000 万美元”,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主任 Andrew Moore 说道。
科技巨头给予的优厚待遇非大学能比拟,他们提供的不仅是稳定的研究经费、海量数据库和计算能力,还有那种直接创造产品从而改变亿万人民生活的“兴奋感“。
从个人收入来说,公司提供的大大高于学校,或许还会伴随着股票期权,日后财富收入更为客观。据 NSF 统计,在美国的计算机和信息科学领域,大学实验室博士后的中等年薪为 5.5 万美元,而公司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中等年薪是 11 万美元。
这种学术到产业界的流动,给产业界带来活力,客观上却给学术界带来影响。
有人担忧,如果这种流动是从校园的单向“输出”,可能会对未来人才培养不利。因为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一般要花费 3-5 年才能获得一个博士学位。
在这场人才争夺战里,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应对之策,是允许教员在大学和工业界循环流动。据 Moore 教授估算, 他所聘用的 10%-20% 的教员可能会“在任何时候休个大长假”,跑到产业界工作一段时间,或者索性自己开公司,“我们很希望人们在学界和业界循环流动”。
学者们自身也在努力平衡自己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角色。Hinton 教授将自己的时间切割成两大块,一块在谷歌,一块在多伦多大学,他目前仍然在指导 3 个研究生。LeCun 教授这一学年还正在给一个班上课,李飞飞说她还将会继续在一些学期里在斯坦福大学授课。
在中国,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正在推动学界与产业界的结合。本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条新规:允许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适度兼职兼薪,并保证“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针对新规,雷锋网之前采访了众多国内教授,很多学者表示新规实质上没什么影响,高校研究者们往产业界流动,其实一直都存在的,不过现在有法规明确支持了。
这对于高校人才投身产业界是很大的鼓励,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一名在读博士对雷锋网表示,他所在的实验室很多同学自己出来创业了,而且导师很支持,“我们实验室三四个学生创业,分别成立了三四个公司,硕士、博士、博士后都有”。
香港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一位在读博士告诉雷锋网,香港这边的情况会更放松,“这里的老师都是两面兼顾,因为这里没有谷歌,脸书那样的大公司。另外,香港这里的教授是终身制的,当上了教授,做其他的都随你,学者投身工业界是市场条件下的自然表现。”
从雷锋网采访的几位产业界人士来看,他们认为企业能帮助学校有效进行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极视角 CTO 黄缨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机器感知与智能实验室,她表示市场经济的基石就是流动性,学界和产业界的人才流动很正常,而这其实本质上也是个“自由市场”问题,高校如果想促进“循环流动”,也要做出努力。
“人才流向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当学界能提供的吸引力与业界平衡时,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教书育人是非常高尚和热血的,但也是市场行为,能看到教育部门为提高学界吸引力做出的努力。据我所知也有一些业界的人才回了学界,并做出了很多优秀的工作。”
大型企业为了保证高校人才的供应,也在积极与大学合作展开培训。在美国,科技巨头们在努力使人才“回流”到校园,方法是通过资助大学各系和实验室,以及对学生进行培训。IBM 最近启动了一个叫做“认知地平线网络”(Cognitive Horizons Network)项目,这是六大院校实验室的联盟,目的是为了让学者能够保持与业界联系,同时让其继续待在大学。 本周,谷歌宣布投资 340 万美元到 Bengio 教授的 AI 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也参与了“认知地平线网络”项目。Facebook、微软和百度表示,他们也在资助学术研究。
在国内,腾讯、阿里、华为等已经纷纷在大学建立以自己企业命名的“俱乐部”社团组织,腾讯甚至在大学里“开课”,让自己的一些资深员工,定期周末搭乘飞机到高校给学生讲课。
总的来说,在人工智能浪潮下,学界与产业界结合是大趋势,然而高校是人才输出的源头,保持高校培养优秀人才的能力,达到“人才的循环流动”,需要高校、企业和政府多方层面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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