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编译：黄鑫，章敏，陈圳。
警报：对我来说，离开了自己的学术工作是一个二体问题，但也是个二体机遇。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自己的想法，希望不会存在太多自我偏见。所有的决定，都是我在权衡了利弊后做出的，当然了，这些都是我个人观点，与其它的东西无关。
1997年到2001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应用物理博士学位，不过那时候我只是在校园里上课，因为我是施乐帕克研究中心Bernardo Huberman教授的指导选课学生（Bernardo是斯坦福大学的顾问教授）。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Bernardo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份在惠普实验室的工作（恰逢他要离开），于是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一直到2005年，密歇根大学的Mark Newman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并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岗位。当时我在回信中写道“我可不想回到大学当一名教授”，但是Mark Newman教授在回信中告诉我，他觉得我擅长学术研究。我是通过Mark Newman教授的工作与他相识的，那时候我觉得他的成就斐然，因此就相信了他的判断（后来与他有了更多接触，让我发现他的工作简直完美，但是在其他方面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但不管怎样，我申请了在密歇根大学的工作岗位，并且得到了这份工作，可是之后我跟丈夫TJ说道：“虽然我要在密歇根工作，但我们并不能把家搬到那里。”我的丈夫非常体贴，他说，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我们确实也都解决了很多问题。TJ在福特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而我则开始了在密歇根大学的学术生涯（信息/中心学院复杂系统研究/及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六年后的一次休假，我回到了加州（我在伯克利和Facebook之间的时间是分开的）。在我的假期结束后，密歇根大学允许我多休假一段时间，于是我待在了Facebook，当时我的丈夫TJ则负责福特硅谷研究实验室（后来该实验室从福特公司剥离，成为了一家独立的初创公司）。在我的放假期满之后，我开始向助教职务过渡，并且通过Coursera教学平台，继续在密歇根大学教书，同时我也能在Facebook公司继续自己的全职工作。这就是我如何变成一个“辍学教授”的故事。
（更新：看到这个文章之后，我的很多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同事都插嘴纠正，表示信息学院的社交环境还是非常好的。我相信他们，所以我认错——如果你在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话，你会有很多与同事交流、合作的机会！）
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惠普实验室、以及现在的Facebook，如果你需要定期和同事交流，可以直截了当的走到他们的办公室或办公桌前。很多时候，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吃个午饭，老实说，我真希望密歇根大学也有这样的氛围，特别是当我第一次面试之后，能和每一个人都有一次长时间的聊天。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老师都“隐藏的很深”，他们要么自己在家工作，要么在“其他”办公室，甚至有些同事会把自己办公室的门紧紧锁住。在我入职后的几周，终于在教师楼对面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好”同事，我冲过去打招呼。他堵在门口，不断的说见到我很高兴，也欢迎我来到密歇根大学，但是他手头上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因此无法和我聊天。同样是在我入职后的几周，终于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课程委员会主席的回信——当时我向他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开设一门新课程。因为我从来没有教过课（即使在做助教的时候也没有教过），所以我希望能够亲自咨询一些授课老师，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更好的反馈。他表示自己在三周内有时间。当我开始在下一学期教课之后，我变成了和同事一样的人，把办公室的门锁的紧紧的。令人困惑的是，一些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比如前文提到的Mark Newman教授，经常会把办公室的门虚掩，如果你敲门并得到允许的话，才能进去和他聊天。他们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工作氛围？我不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获得了一些定期合作者，而且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但是其他人，我只是和他们在课题委员会见面时才说上几句话。同时，我意识到，让我和学生在课堂中多讨论十分钟问题时，就会有人走过来，让我们离开房间。然而，当校委会开始讨论哪些事情学生能做（而不是不能做）的时候，大家的忽然变得热情高涨，各种想法此起彼伏。每个走进校委会的学生都会被吓得不轻，因为他们会受到各种与学习无关的盘问，而我几乎没有时间和其他同事讨论学术问题，我知道，唯一能和他们讨论研究问题的，将会是下一次论文答辩。我应该说，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应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所有的办公室设计都不应该上门锁，鼓励大家多合作、多互动。不过很无奈，当我作为嘉宾在其他高校做讲座的时候，发现他们教师办公室的门也都是紧紧关闭的，而那些定期与我见面的人也告诉我，他们每次来密歇根大学的原因也只是为了见我、与我交流，不会和其他老师有任何交集。实际上，外部访客（比如嘉宾或是应聘者）是最有资格判断一所学校、或是一个学院的工作环境究竟是好是坏。
在惠普实验室工作末期，那时候的我非常沮丧。即便我为了论文在奋笔疾书、即便我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但是日子非常难熬。我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更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成就。一旦我开始教课，所有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每一节课、每一个试验，我都能得到反馈，知道我把知识传授给了其他人，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感到自己非常重要。当学生告诉你，从你那里获得的知识能够在其他地方应用，你会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感觉很好，非常好，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
但是做老师会消耗你大量时间，而且，也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对你心存感激（保留的说）。我知道有些非常好的课程被差老师给糟蹋了，每次上课，他们会放上几张幻灯片，讨论一些概念，然后让学生轻松拿到成绩。但这不是我的教学方式，我在大学教书时，喜欢做一些规模不大的讲座；我学会收集一些问题集合。因此在我的课堂上，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时间去清理数据集合，或是基于模型建立某个代理程序，甚至会让学生编写一些数据读取脚本。因此，在我的数据课程里，学生们可以明白生活中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比如吊带/数学团队/啦啦队之间的关系，年龄和幸福度/睡眠之间的关系，等等；而在我的社交网络分析课上，学生们可以模拟很多处理流程，比如点击一个按键之后，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交网络效应；而在我的基于agent建模课上，我会为学生编写一些shell脚本，让他们按照一些随机指标模拟股票市场交易。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尤其是对我来说），但这需要我花大量精力去准备，而且对有些学生而言，他们并不会感激我所做的这一切。我的自控力其实并不好，即便我教授数据分析课程好多年时间了，当一个新数据集合出现，比如一项关注互联网因素的皮尤调查，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部署一份作业。而且，我还会让同事把他们的研究数据告诉我，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课程上建立联系。更糟糕的是，我通常会在上课前一天晚上去做所有事情，因此很多教学材料并没有组织的很好。
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密歇根大学让我能够通过Coursera在线教育平台继续教书，因为我真的很怀念教书。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教学模式——指导研究生。这是一项很有成就的工作（因为你可以看到学生变成熟，并且知道自己研究领域的方向，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甚至以后可能会和你一起工作），当然也有沮丧（当你发现，自己其实扮演的是“文字编辑”的工作角色，而不是亲自投身到研究工作中去）。更重要的是，这份责任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的未来和职业轨迹可能就取决于你：不仅仅是他们是否会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不仅仅是你能否对他们写论文给予帮助，更不仅仅是帮助他们写一份推荐信，让他们找到一份学术工作。
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教学上，这并不新奇，这仅仅是它的一部分。你的学术日会被无数的任务愉快地充实，其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需要进行实际研究。这是委员会的工作，但它是有界的。然而，一旦你的工作量足够了，你会被不断的要求审查文件和建议。我统计了一下，在一年中，我已经审查了80篇论文+建议。80篇啊！！连拒绝这种数量的请求都是一个苦差事。无论何时，当你认为有1到2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时，更多可能的事情如：一个逾期的审查或推荐信将呈现在你眼前。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在Fcaebook的同事曾经请求一个著名的学者进行合作。据报道，学者笑着说：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干了多久了吗？一天中，我的所有工作就是写推荐信。
现在，或许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介绍信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读到过Jon Kleinberg. Jo的介绍信，正如你可能知道的，他是一个公认的天才，敬爱的老师，以及（我现在知道）慷慨的合作者。在这些成就之下你可能会认为，他很少有时间写这种富有说明力的3-4页的信件——不仅可以描述学生和他们论文的所有优秀品质，还可以给出比学生给更好的学生独立工作总结。但结果并不是这样，他写出了这样的推荐信。而我呢？，绞尽脑汁，尽可能的拖延，然后发整个晚上去完成一份推荐信，最后只能通过将字体调大的方式，将它扩展成两页。我甚至都不询问信件的使用权，因为那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更有趣的故事：在某些方面，UofM将他们的学生旅行补助表格更改成了在线格式。在这之前，纸上有两行线，你需要写为什么学生要去这个会议，如“有论文，需要出席”，而现在你需要在介绍信中附带一份pdf说明：“有论文，需要出席”。我意识到写信时，时间是如何被消耗的，是在10月份我儿子出生不久之后。在11月和12月份，请求我写推荐信的人多到爆，而我唯一想方设法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写完这些信。
作为教授，你肯定有一个老板。他们会要求你做事情，比如教特别的课程，得到更多的基金，参加议会。可是一旦你做了这些事情，自己的世界就几乎都被约束了。你会得到教学评分，并且你的课程建议会由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可是一旦你在教室里面，你就是主持人。你选择要从事的研究，并且寻求外界的认可，因为这是最终最重要的事情。你发表你喜欢的东西，随意发费你的补助金。相比之下，在工业界，你也有一个老板。你需要准时向你老板报道。你的老板可能非常的酷，非常的鼓舞人心（就像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有我），但你总是揣测他们对于你工作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否支持你的工作。你也要让你的出版物得到拥护（Facebok在这方面特别的cool，它在工业不需要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然而在研究实验室，没有人会检查你的时间，而且你可以在家里工作，在学术界，只要知道你的学生和其它依赖你的人的处境，你就可以消失几天，人们都习以为常。
无论你在学术界做了什么，都是关于你和你的工作。到处旅游，谈论你和你的工作，写下你和你的工作。尽管同意书写，我也直截了当的认为：你要做你喜欢的事，（最终）你得到钱，你做了事，你是这大事件中的一部分。你的学校，到处跑时你都代表着它，但从属关系是次要的。无论在哪里，你都做着一样的事情。对比之下，你是公司的一部分时，你就是它的一部分。在会议上你代表着它，在朋友和陌生人面前你也代表着它。在HP研究所工作时，每一次谈话我总是会被问到：“为什么HP关心科学网络”（追溯到2003年，在那时每一个人都关心科学网络不是吗？）在文学界，外部的认可都是你努力的结果：如果你写了一篇好的论文，你的文章会被引用，或者你可能会收到奖励，或者你会被邀请到一个讲座进行更多的探讨。如果在你大学中，其它的研究员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你或许会感到自豪，但最终与你关系不大。对于外界来说，你不仅要对工作负责，还要对其它体验过产品（虽然你没有从事过）的人负责。这有点混乱。
在工业方面，你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机器。这是一个你的努力将归零的机会，但这也一个，现存的机器和商品都将是你同事的机会。你的努力将成倍增加，并有相当大的影响（将由许多人体验）。也就是说，得到一些真正“在那里”的东西是更容易的（尽管在学术界，许多人都认可他们的技术，或分拆创业公司，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例如我的朋友Amy Herr）。
研讨会：回到我在Xetox PARC和HP Labs的日子，一个星期内，我需要参加1-2个研讨会。特殊情况时（例如Stephen Hawking 或者Persi Diaconis进行演讲），我要去Stanford并且做相关的事。其余的时间，我去进行我自己的工作。在UofM时，不仅有许多顶级部门的部门研讨会，还有许多相关的跨学科的研讨会，和所有与我的研究有关的领域。如果你的工作是在如“网络科学”，便有幸在同一周有，相关的会谈，CS，复杂的系统，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卫生和一些跨学科研讨会，包括第一年作为教师你被鼓励去做的（这是一个主要的时间污点，如果你，像我一样，在招聘学生和管理你的工作人员的资源方面特别糟糕，你也会忘了为它申请教学学分）。甚至没有进入招聘季节时，更多的发言者就来了，我被要求（或要去）和他们见面。
多所大学合作：有一些与调查结果相关的作者来自于多所大学，这并影响工作。我仍然不认为，多所大学这一方面，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认为，如果你是有特殊能力的科学家（可能在更高的位置），和有更好的想法的人（更可能是在他们的大学以外有吸引力），你自然会最终以高影响力的工作，弥补大学的影响。然而，许多资助机构都认为：让5所大学一起进行同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很喜欢来自其他大学的同事们，但在实践中，这产生了更多在个人旅行时需要的会议，每周一次或每周两次的进行电话会议，并且大部分的费用仍然由一个大学提供。在娱乐时间，我不确定额外的协调费用是值得的。
我在SI期间，许多令人兴奋的发展正在进行中。首先是专业化的“集群”，然后是专家，然后是不同的专业，然后是联合大学/专家，然后是一个本科生专业，然后是与公共卫生合作项目，然后是大量的新课程（因为你可以想象，该领域发展非常迅速）。这样的话更不要用说，招聘可以跟上所有的这些发展。回到教学方面，也就意味着：很多的课程没有课本，并且它的成份是不断发展的（一年后，一个社会媒体课程肯定是过时的）。这并不是，你从课本中准备了一些课堂讲稿的情况，或者从教科书中分配问题（添加一些你自己的东西），然后很多年一直教同样的东西（我认为我的大学物理教授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事）。
学术作品失控了。我认为在引述Higgs的同时，人们会说道：以现在的标准，他将永远也不会获得任期，因为他没有发布足够的论文。我认为以现在的标准，我也无法得到PhD，甚至无法进入研究院。作为一个本科生，我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任何的出版物（或者只有一个）。在4年PhD期间，我只发布了4篇论文（在研究院的2年中，只报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论文，是无法存活下来）。现在，我不知道一个学生怎么会有如此稀少的出版记录！我们写的越多，产生的审查内容就越多。
很幸运，我能在这个新兴的领域工作。但也是这个原因，我不得不去参加会各种各样许许多多的聚会。首先是会议：例如，WWW，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CWSM, NetSci, WebSci, CSCW, 复杂网络的研讨会，社交媒体的研讨会，众包，经济学和网络，计算社会科学，社会计算等等…..。接下来还有大学邀请的讲座，大学讲座十分的受欢迎，因为它可以使你有机会与有趣的人单独相处。接着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这至少需要花费1-2年，毕竟对掌握资金的人说不，绝对不是明智之举；此外，还有你能说的上话，新的跨学科资金领域。然后是由多个大学支持的项目会议。所有的这些会议加起来时间长达1-2个月，一些我知道的同事，他们甚至要参加更多的会议。开始去新的地方，接触新的人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事情。但紧接着我就开始失眠了。这不仅仅是时差的问题。因为无论去哪里，我都得凌晨4点起床，然后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参加会议。我很恐惧预定旅行和报销收据。我能想象在之前可能会有其他人员帮忙处理这些事情，但是现在都是网上办事，我们或多或少（就个人情况而言）需要靠自己处理相关事宜。
我一直被告知要养成说“不”的美德。你不必自己亲自处理出差的所有事宜。但是，正如我所提到的一样，自己组织一次研讨会，并且邀请人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参加项目会议，在会议上发言等等。可是你知道吗？尽管没有人对此说“不”，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愿意相信或是渴望的传奇。然而，在行业中你真的有事时，能更容易说出“不”。
接下来我会讨论:一些旅行是否真的必要。10年前有人告诉我Steeven Strogatz从不旅行。确实我从未在任何一个会议遇见过他。然而，现在看他的网页，我们能看到他即将有一个演讲邀约，和想联系他演讲的联系方法。无论如何，大约5分钟以前，我以为他已经解决了。他待在家里，写一些重要论文和书，并得到了应得的荣誉。在同一时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奔波于不同的地方，试图收购一些我们喜欢的论文（一个是基于信任，另一个是基于焦点和生产力）。人们会对此拍手叫好，并称赞这是个“有趣的谈话”，但最终论文并未被采纳。或许我应该像Strongatz一样待在家里。也许那时我就能在纽约时代杂志上发表论文，让99%未曾见过的客人露面，接着让人们空前的关注数学。以上仅仅是在个玩笑。
邮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你的敌人：学生发邮件进行求助论文或是其他，国外资金机构要求你为他们评估建议，以色列教师要求另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成为他们的学生，自由撰稿者会请求你为他们写稿，但能否刊载还不一定，创业公司寻求建议等等……。与此同时，办公的时间十分的少。我会建议学生找一个合适的办公时间来进行讨论，但在大部分办公时间里，几乎没有学生过来。所以我得到了一大堆的邮件。我试图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谷歌团队，毕竟在这一领域学生可以自己解决大部分的事情，但是情况并无改善。发邮件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除非是必须打电话，或是亲自拜访，要求就会下降一个等次。
我曾试图尽量多地使用教学技巧：网上论坛，LectureTools（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能把你的幻灯片缩成一个图像，然后可以在网站上手动翻阅；接着能插入一个测验，对参加的学生进行试验，所有这些过程都在1000个鼠标点击之内或是更少）等等方法。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工作。只有一次我为讲座准备手写笔记，并把它们写在黑板上。
虽然不使用幻灯片就这样进行准备，有一点伤脑筋，但是这仅仅是我在准备幻灯片的一小部分时间，接着再把笔记打印出来（尽管打印是一个暂时阶段，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人会想用纸质的），把笔记与教学大纲联系起来，并上传到相应的文件夹，最后生成PDF格式。
你可能注意到在上述的抱怨中，学术生活有许多的工作，但其实不然，生活就是工作。我曾考虑过所需的时间，以及做这些事的超人。曾经在许多次的周末我都有做过计划，但一想到我还有很多评分工作需要做，论文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或是在出城旅行之前下周课程还未做准备后，我都不得不羞怯的食言。在学校的时候，我还没有做过任何周末出游计划。我也确定了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是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女同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一次高效率的购物之旅：我们会全都挤进一辆汽车，去卖些便宜的蔬菜和便宜的衣服，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回来。但是我们不得不计划哪几周出去，因为一旦遇见教学或是资助计划截止日期，出城旅行的计划就会泡汤。紧接着还会发生一些新的意外的事情，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成功。
我在HP实验室工作时，有一些嗜好。我会在就近的大学区域内学习焊接和加工。我会去航海，冲浪或是划船。有许多周末我会去远足。帮忙打理花园。现在我在Facebook上迷上了木工，周末也会和家人一起去露营。当我开始教师工作时，除了工作之外就没做其他的事情（除了在夏天时会打理一下花园）。说到夏天，我可以去克罗地亚进行旅游。上午去海滩，中午和下午工作。我离开时会带一些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带的东西—夏天的海滩就就像我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一样。但实际情况却不太一样。在夏天会有许多的会议，我试图在这些会议中挤出我的假期。假期一般是在6月4号左右，因为这是Ford的强制性休假。我可能会在克罗地亚呆3周左右时间，所以当时我下定决心全身心的投入休假。不幸的是，计划总会和NSF的截止日期撞上（例如，CAREER或是CISE的应用），此外学生也会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尽管他们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就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一定会去海滩，尽管我知道还有几百页的论文需要看或是订正，或是一些其他萦绕在我脑海的事情。这显然不是休息，并且十分的有压力。
说到压力，当面对压力时，我不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你知道快乐的醉汉和酒鬼之间的差别吗？当然也有许多的人十分擅长于处理压力。就拿Michael Bernstein来举例。你可能会遇见他因为各种各样的截止日期，在最近的3天内只睡了3个小时，但他依旧能对你兴奋的谈论接下来的研究。但我是一个暴脾气，易紧张的人。我没有耐心，容易闷闷不乐，经常跑去浴室。另一方面，我没有太多的生存危机，但有更多的邻近危机或是截止日期需要担心。过去的几年，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期，充满了兴奋感：发表论文呢，与我领域相关的顶级人物在UofM或是会议上交流，教授成千上万的学生。但当我回顾我的美好岁月时，并没有充满学术成就，反而是一些与朋友在湖中或是河边闲逛的慵懒日子。在Caltech的日子，我也是一样的懒散。我们很高兴曾有一段疯狂的日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课程，并且学习了第二专业，我很自豪我成功的熬了过来，并乐意对任何愿意聆听的人指出这一点（等一下，我是又在吹嘘加州理工学院吗？但是最最美好的时光是入学前的背包旅行，坐在休息室里，参与一些恶作剧或是传统，并游历加利福利亚州，亚马逊或是犹他州。
在业内肯定有机会和动机努力工作。我见过许多教育型或是非教育型的事业都蓬勃发展。我认为在学术界或是工业界，许多过度工作都是自己造成的。我们仅仅是那一类人，喜欢工作，并对于我们所追求的问题充满激情，同时我们总是想做得更好。
所以如果你还在这两个职业之间纠结？选择可能会有所不同。尽管在这两个职业之间进行切换是可能的，但同时进行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你正视图做出决定，祝你好运。如果你已经做了决定，那么就请坚持下。
via：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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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