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永昂

编辑 | 董子博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上，科研论文和专利是推动科技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产学研结合的重要一环。

但Nature在年初最新发布的文章中，展示了对科研论文发展现状的悲观态度。Nature认为，近年来科研论文数量激增，但没有颠覆性创新。

文章对6个大型数据库中的4500万篇论文和390万项专利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从不同研究领域出发，分析了1945年至2010年间科技成就的CD指数变化趋势，以此探究研究成果在颠覆性上的总体变化情况。

颠覆型研究是指推翻了过去研究结论的科研成果。后续的研究在引用颠覆型研究时，一般不会引用其前置研究。CD指数正是通过这种引用模式的差异，来衡量一项研究的“颠覆性”。

文中提到CD指数在上世纪下半叶下降得比较快，而在2000年后趋于稳定。平均CD指数的整体下滑，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论文和专利更多地集中于深化既往研究，而非开拓新的领域。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颠覆性进展的缺位，反映了科技发展性质的根本性转向。

此前，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颠覆型研究占比的下降，是因为科技发展过程中，那些易于被发现的研究、易于完成的成就，大多已被前人完成，也就是所谓“唾手可得的果实”理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各研究领域的起步、兴盛时间有先有后。

本论文得出的结论，将颠覆性成果的缺失总结为了3个原因——科技发展已经进入平台期；科研模式与科技评价问题；科学家的职业环境问题。

文中提到，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带来了论文颠覆性创新水平的下降，即：自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家在20世纪初奠定现代物理学的范式以来，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均逐渐创立并固定，后续研究逐步进入沿着既定范式前进的“常规科学”时代。

科学发展往往遵循这样的规律，在科技革命之初，大量颠覆型研究出现。而科技革命过去之后，科技发展则进入将范式贯彻下去的深化型研究时代。

学术圈一锅温水，正在慢慢煮熟锅里的青蛙。归根结底，作为学者的KPI，不过是论文和专利。而过度着眼KPI，就必然导致动作走形。

一个在光学领域的从业者对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表示，现在一个棱镜镜片，稍稍改一个参数，只要镜片能成像，就是一个新专利，就能多写一篇论文。

“一个学者，只要时间够久，身上背几十上百个专利，也很有可能，但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多强，那就不好说了。”这位从业者如是说道。

诺亦腾的CTO戴若犁，在港中文修到博士后，抛掉了在象牙塔的机会，毅然出来创业，经受市场洗礼。问到他时，他这么解释他决定创业的原因：

“如果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袋子，那么往袋子里捡拾薪柴的学者现在太多；但实际从袋子拿东西出来，制造市场和社会需要的产品的人太少。”

当产学研的梦想照进现实，总会让从业者感到无力。前沿技术在工业界才有更快速、规模化地落地的可能，这也势必会吸引更多人才涌入。但如何让科技成果产业化，缩短学术研究机构与企业应用间的鸿沟，一直是困扰业界的问题。

文章中还提到，现行的科研模式尤其是学术出版模式及其配套的科技评价体系束缚了颠覆性研究的发生。

文中批评学术界的一些行为，如为了增加学术出版物数量而将一篇研究文章强行拆分为多篇论文，研究人员认为这这将令研究变为“一潭死水”。

更多的论文出版量能够给科研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整个学术界都追求论文数量，但这无疑会对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文中还指出，现有的以单、双盲为主流的同行评议体系也不利于颠覆型研究的发表。

工业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多数科技公司很重视科研经费上的投入，也以此来标榜自身的实力。这其中，大量的研发费用被用到了申请专利上。虽然专利是企业在科研层面的护城河之一，但上文也提到了这其中有诸多门道，会让专利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挤掉其中的水分后，企业之间还是在做同质化竞争。

研究人员认为，做出颠覆型研究、甚至推动科技变革的杰出科学家往往较少为职业和利益所束缚。

做出颠覆性研究的科学家往往具有更多的自主性。而现行的科研体制已经高度成熟并“产业化”，科学家陷入了繁忙的“职业陷阱”，在所谓的职业发展道路上疲于奔命。反而缺少了重大科技创新所必需的自由时间。

研究人员建议，高校等科研机构对论文的评价应当更重“质”而非重“量”；科学家应当获得更丰厚的资助与休假安排；基金则应当支持更长期、更高风险、更个人化的资助项目，而完全拘泥于特定研究项目资助。

科学家陷入时间和精力短缺的困境后，也会影响科学成果在业界的落地。

大部分学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在科研任务之外考虑工业界的问题。一位业者告诉雷峰网，问题的根本在于，做科研的人很多时候对业界热情不大：“在论文中5000 行代码，就可以解决一个算法问题。但是如果把其在业界工具化，可能就需要5万行代码”。这其中要有很多试错的过程，很多学者并不愿去趟这条路。

该论文反应了科研论文存在的困境，但是鉴于文章选择的研究对象只聚焦在学术出版物，不足以反应科研领域的全貌。此外，文中的数据则集中于1945年至2010年，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不能在历史尺度上去评价科研发展进程。文中所用的CD指数研究方法，其有效性虽然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但毕竟仍是较新的评价指标。还需要对其进行更丰富的研究，才能进一步落实其学术价值。

学术圈有自成一体的“一套玩法”，在顶会发文章，也并非没有捷径。有一位曾在学术圈的业者告诉雷峰网，曾经除了写论文，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办酒会，搞交际，就为了在学会期刊上发文。

"每年投稿的人那么多，在大家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评委往往愿意偏向已经认识的人，这也是人之常情。"这位从业者如是说。

此外，产学研总是看上去很美，但总是陷于困境。高校老师在跟企业谈合作时，在技术转让上会写上各种“自我保护”的条款。这些条款，有时会声明，只保证在实验室特定条件下重复出来，能不能放大到做出产品，以及产品能不能大幅售卖，高校老师不和企业平摊风险。

近些年，无论学界还是业界对科研成果的困境都有目共睹，颠覆性创新的科研成果得以面世不是一日之功。功利性科研可以创造一定价值，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学界业界在科研领域都真正秉持长期主义、保持敬畏之心，才能让科研领域重回黄金时代，涌现更多颠覆性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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