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巴士把我从当地酒店带到一个建筑外面，这座建筑保持了上世纪80年代的风格，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制造家庭机器人主妇的工厂，当然，必须是热辣的机器人主妇，热辣且质朴，长得要像黄金期的安 · 玛格丽特。在阴暗的客厅里，机器人主妇打发着空闲时间，即便是在停止状态下，内部的服务器仍然会嗡嗡作响。她们盲目地翻着《生活》杂志，设置好的软件在等待清晨6点半发出信号，只要时间一到，她们就会上楼给睡醒的主人进行按摩。
事实上，我站在贝尔实验室前，它坐落在新泽西市郊中心，那里是一个庞大的工业研究院区，建筑物的颜色像是拉布拉多犬的毛发。贝尔实验室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军事工业达到巅峰的复杂年代，而新泽西一带的创新园区也一度成为美国企业的乌托邦。这个园区内的核心建筑就是贝尔实验室，它有八层楼高，旁边是两个对称的翼楼，类似金字塔的封顶，整体架构一看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旧式功利主义结构。那里的橡树根深叶茂，应该已经种下很多年了。
那时正值二月末，建筑物周围的草坪都还没有泛绿。由于区域内的人不多，目前还没有全职的本地出租车服务，带我过来的司机每天工作八小时，驾车穿梭在园区企业之间，驻扎在此的企业有欧莱雅，山德士制药，Ciba-Geigy以及NCR。司机告诉我，今年当地不会下雪，他希望下雪减少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现在真的很难不相信全球变暖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在那些建筑里工作的人不会做影响气候变化的事。”
外面的空气温度刚过零上，而且非常潮湿。我的肺就像是忘记在冰箱保鲜储藏格里面忘记拿出来的长叶莴苣。在主干道外，有一块布满了太阳能板的区域，而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想这些太阳能板也摄取不到什么能量吧。
贝尔实验室的大门用茶色隔热玻璃装饰，我从建筑物西侧走了进去，对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幻想仍在继续。大楼内部的天花板很高，混凝土空间里面布满了展示柜，里面陈列的产品每样都令人称赞：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1947），第一个激光器（1957），第一个人造卫星（1961）的复制品。大厅里的等离子电视机上实时显示着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数量：29002。
我被带到安检台，换取了允许进入大楼内部的安全徽章。大楼内部非常阴暗，灯泡几乎没有高于40瓦的，而且一半都关掉了。我头上是混凝土圆形穹顶，墙壁上面附着泡沫夹芯板，板上有篮球框大小的紫色圆环。圆环里面还画了一些图案，是两个字母的抽象图，一个是字母“A”，一个是“L”。“A”代表了Alcatel，“L”代表了Lucent，Alcatel-Lucent运营着贝尔实验室。
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Alcatel-Lucent，但是从本质上说，这家公司对互联网的构建及维护极为重要。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当时法国公司Alcatel和美国公司Lucent以25亿欧元的价格合并。公司员工遍布130个国家，有8万人，年收入高达160亿欧元。Alcatel-Lucent帮助我们在固定电话，移动设备以及互联网上传播语音，电影等各种数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家平台公司：不提供内容，只提供渠道，你可能每天都与它交道，但不知道它的存在。
当适应了这座大楼之后，我在新闻媒体办公室见到了Deb McGregor。
Deb带我来到一个落地窗前，向西俯瞰大楼内的庭院，那里有一棵苹果树。她告诉我这棵树是从牛顿爵士的苹果园里嫁接过来的，最后在贝尔实验室生根发芽。它的品种令人骄傲，这棵长在新泽西的苹果树，是引发牛顿创造引力理论的那棵苹果树的后裔。牛顿想解开行星和太阳系的奥秘，如果牛顿没有死，那么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他会做些什么呢？要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发明都不是来自宇宙宏观，而是来自微观世界，比如细菌、病毒、原子还有亚成分，如电子，质子，中子，夸克等。牛顿肯定会特别生气，因为他错过了如此令人兴奋的科学聚会。
进入贝尔实验室的食堂时，我觉得是在冒险，踏入这片满是天才——真正的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的地盘上，你可以轻易地从服装上认出他们：卡其裤，色彩鲜艳的尼龙服，刷卡器，洗了很多次的杂牌衬衫和只求舒适的鞋子，以及老花镜。我拿起一杯咖啡，顺便坐下来确认方位。旁边有三个大约35岁的男士，他们正在通过我不能理解的手势和奇怪的声音进行交流，大概是利用立体空间和声音来解释某个数学定理，比如，当下和过去以及未来是有明显的物理差别呢，还是仅仅是意识的作用？
当我问到他们讨论的内容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正在模拟吃热狗的正确方法，这样说不定能在吃热狗大赛上拿到冠军。”你会发现，这些高智商群体讨论的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话题，而是怎样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沿用到日常生活中。
纵观人类和科技发展史，每个阶段的事情都有其必然性，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在1905年发现相对论，那么后几年中总会有人发现。核能，尼龙搭扣，搜索引擎等等，莫不如此。科技发展的速度已经可以用秒来形容，我们无法阻止它。
这便诞生了所谓的“科技至上论”，即人类的存在只是为了宣传最新的技术，我们都只不过是技术的传播手段而已。
也有人说这种理论是荒谬的，我们可以控制发明的东西和时间。从1925年以来，贝尔实验室已经产生了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人类进程。就算把硅谷的高智商群体集中到一起，所做的贡献也不能与20世纪中期全盛期的贝尔实验室相比。稍微数一下：晶体管、信息论、激光、太阳能、无线电、微芯片、UNIX、移动电话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你很难想象在其他地方会有这样的发明，它们只能出自贝尔实验室。
如今，贝尔实验室属于法国，也许这是件好事，因为美国似乎对它并不怎么重视。由于反垄断诉讼，1984年作为Alcatel一部分的贝尔实验室被分离出来。1996年，贝尔实验室脱离Alcatel而成为Lucent的一部分，该公司用四年时间创造了从7.56美元飙升到84美元的股票神话，一直到2001年法国电信债务危机才结束。
尽管这次危机不甚有名，但是它却造成了2万亿美元的亏损。四年后，Lucent被卖给法国Alcatel。此后的贝尔实验室不复昔年光彩，没有充足资金购买备用灯泡，更不用说用于基础研究。
我从食堂来到一栋四层楼高的办公室，地上铺着一层陈旧的麦色地毯，近看才发现上面还有快要脱色的印花，似乎已经30年未见阳光。空的回收箱上铺满了灰尘，整体仿佛一个单身汉蜗居的房间。于是我渐渐意识到，这个建筑不存在在当下，它早已被某种魔法禁锢在过去的时间里，永远留在了过去。
Markus Hofmann是贝尔实验室基础研究院负责人，他是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他告诉我这里的办公室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实验室的办公室，无论你在哪里，那就是你的办公室”，他说道，“只要是空的我们就使用。”
我在脑海中搜寻了1990年代初关于远程办公的文章，它们看起来多么可笑和不现实。远程办公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模棱两可地回应：连网的好处是你总能处于连接中，但这也是其缺点。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的“轻佻女子”。
Hofmann还是水球运动员，已经在贝尔实验室待了13年。他来自德国，获得了卡尔斯鲁厄大学的计算机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和总部位于纽约的专业技术协会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关系密切。他的眼睛告诉我，在任何时候他可能正在计算Visa卡号码的自然对数，或者他的午餐通过字符串连接到第五、第六维度后可能是什么样子。
Hofmann告诉我公司的管理实践着它所倡导的理念，“我们创造全球通信系统，我们自己也在使用他们。”这里的生活不同于微软的一周八十小时，员工被“绑在”华盛顿州的办公室里。我问Hofmann，贝尔实验室最近在做什么以及它如何融入Alcatel－Lucent。
“贝尔实验室是一个工具箱。每天我们都在问自己：我们想要打造什么？我们可以问这个是因为我们所建造的将会通过Alcatel－Lucent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应用。有人说大实验室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我们没有，贝尔实验室再次承担了成就大事业的压力。”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因为每天我都发现自己遭遇无数的新技术，但是Hofmann所说的是一种激进的新技术，能抹平之前的一切，就像晶体管所做的一样。
Hofmann继续说道，“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纯研究的回归。基础研究创造了全新的做事方式。但是发现如何以及在哪里进行纯研究才是关键。我们不能仅对事物作出反应，我们必须驱动它们。有了一些技术，我们正在接近香农极限（Shannon limit）——无线芯片尺寸的物理限制，但即使这样二进制计算仍有局限。”
Hofmann对我谈了他的研究，我只是笑了笑，并点点头。他说道，“所以我们做事，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基本方法，我们必须要准备去测试带宽的极限。现在使用的带宽浪费非常严重，如果能更聪明地分配带宽频谱，应该可以获得一定收益。没人希望自己13岁的女儿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拿着移动设备看高分辨率的吸血鬼电影，但事实上，那就是人们想要的，也是人们所需要的。”Hofmann朝窗外看了看，然后转过身去。“随着互联网被广泛应用，我们发现它的确令人惊叹，而且是前无古人的。”
我问道，“你认为未来通讯行业会走向何方？”
“我认为，‘可达性’将会在我们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我们不希望将人们相互之间的连接规模变得太大。”
我们同时沉思了一秒，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我问道，“还有其他的吗？”
“是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池寿命，在功能上和环境上都存在问题。贝尔实验室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要知道有1000多种因素可以减少能量损耗。”
我又问他，对于访问大量信息，会对未来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每一个贝尔实验室的员工都记得信息时代之前的世界，我们仍然留有‘一支笔一张纸’这样的传统理念。但现在，有这种理念的只剩下我们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吸收大量信息，而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确定会对未来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我提到了一个理论——“海量信息疲劳”。由于Google和维基百科的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几乎每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这种状况产生了一种网络效应，那就是信息变得有点儿无聊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是一个事实：如果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上帝可能会感到厌烦。）
Hofmann干笑了一下，“我们需要更深、更坚实的基础，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这样人类才能提升到更高水平。不过现在是时候做一下思考了，如果没有思考时间，根本无法打下深入且坚持的基础。但是，制造业内的竞争也十分疯狂，如今我们得到的反馈非常快。”
未来似乎有些分裂，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Hofmann。他充满了热情，也愿意面对困难，迎头赶上。
我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是什么文化背景，每个公民都可以平等地访问信息。著名的波普艺术家Andy Warhol觉得，曼哈顿所有的中国餐馆其实共用一个巨大的地下厨房，那里是所有食物的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如今我们人类的集体记忆其实就像是Warhol所说的那个“中国厨房”。我们所获得的全部信息都来自于同一个“厨房”，而且我们也只有一个“菜单”，它叫做“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互联网”。
Hofmann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思考技术带来的影响，究竟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企业是不是追求了太多短期利益？我们有没有高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除了购买新技术，企业应该在内部研发上投入多少？你必须要有领先的创意和想法，这点非常重要。”
Deb McGregor把我从Hofmann的办公室里拖了出来，去见下一个被访问者。在我走过楼梯的时候，我想查收一下自己的电子邮件，但我忽然想起来手机丢在家了。瞬间，这种想家的感觉又一次向我袭来。忘记带手机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这种感觉。可我有什么损失呢？我无法和任何人取得联系！我将在这个世界里独行！
有时，在本地杂货店门口，我会经常看到人们把自己的狗拴在门口，那些忠实的狗会一直等待自己的主人出现，这似乎已经成了犬类动物的一种自我意识。而现在，我忽然觉得，手机和互联网也把我们变成了蹲在超市外面的“狗”。而猫如果看到蹲在超市外面等待主人的狗，肯定会说，“伙计，你真失败。”或许，下一代Google可以不让我们变成狗，而让我们变成猫。
下一个被采访人是公司CTO Marcus Weldon。他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还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办公室装饰了一番，里面放置了一个磁自旋地球仪，房间里面用米色的油漆粉刷，硬木板散发着落日黄的色泽，地上铺的是燕麦色的地毯。房间里最干净的是一块可以干擦的白板，说明在这里从来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
许多人都有一些看家本领，或是有一些天赋，但Weldon的天赋就是绝顶聪明。如果你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
Weldon拥有哈佛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95年加入到AT&T贝尔实验室，由于其在电子和光学材料上的杰出工作，曾获得过多项科学和工程社会奖项。2000年，Weldon博士开始研究基于光纤的宽带接入技术，2005年担任Lucent旗下宽带解决方案业务集团CTO，负责无线接入网络和IPTV。2006年12月，他被任命为固定接入部门和有线网络产品部门首席技术官，负责xDSL和FTTH，IPTV，家庭网络，以及IMS技术业务。
我们两人很快就开始讨论起了现代通信。Weldon指出，1995年贝尔实验室没有人使用互联网，人们使用UNIX命令行地址。UNIX是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于1969年由贝尔实验室发明。“互联网规模迅速变大，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人们会彼此分享一些个人琐事，也让我感到和诧异。”
正是出现了海量数据，让Weldon看到了通讯技术的未来。“未来的趋势，不是如何传递信息（人工智能），也不是如何组织信息（Google），而是如何管理不断高涨的信息浪潮，确保我们不会被这股大浪给淹没。没有人想喝从消防水带里面冲出来的水，我需要和一系列设备进行交互，而这些设备必须要能优化我的生活。我们还需要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交互，就像Kinect和Wii这样的游戏设备。”他拨转了一下地球仪，继续说道，“我认为，未来应该是‘沉浸式通信’。它可以把你抽象到一个自己选择的空间里面，就像是星球大战电影中的3D形式拜访一样。未来是一个可以了解你的机器，一个知道你所有偏好的机器。”
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每一秒都会留下大量数字记录。如果你的手机有GPS功能，然后连接到一款应用上，说不定你在地球上的存在就会被永恒地记录下来。几年前，Google宣布推出一个环境功能，它可以通过计算机的麦克风记录听到的所有声音，然后把声音翻译成文字，最后，你的整个生活都将转化成一个可被搜索的文档。这太可怕了！
我们过去会收集中学年鉴，但有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旧年鉴可以被扫描，然后年轻时的你就能永远被搜索到，你难看的发型和青春痘都会存在。要知道，面部识别软件做的越来越好了。2001年，我和一个朋友写一部名为“Doppelgangers”的电影剧本，描述的是有人利用秘密面部识别软件定位到和他外形极为酷似的人，实施谋杀。工作室的人看完剧本之后只说了一个词：“难以置信”。十年过去，现在他们肯定不会这么说了。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张1500年的世界地图，那时绝大部分北美西海岸都不存在。作为一个物种，所有这些全新的现实正在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新大陆，而这个大陆在地图上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最后，Weldon表示，研究必须和实用维度或最终产品紧密联系在一起。“AT&T的垄断历史意味着过去他们毫无压力，但现在他们有了。我们的情况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我们会说‘很好，已经准备好了’。你不能总把所有东西堆在一起，看看哪些些有效，然后从中找到最好的产品。过去会希望把新产品做到最好，之后再推出，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加速，尽快推出产品，然后再进行不断优化。”
当我问到规模如此之大的企业，如何灵活适应时代的变化。Weldon说道，“我们正在把这艘豪华巨轮转向，我们不是一艘快艇，现在还不是。但我们很擅长技术，只有当我们服务于技术的时候，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趋势：那些制造产品的人们，现在必须要服务产品。
企业和人一样，也会感到自己正在陷入各种新发明的沼泽之中。每当人们给我展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应用或是新设备，我总是会浮想联翩，觉得肯定在一个大仓库里有一艘UFO，那里有大量技术人员正在系统地对这些新鲜东西进行逆向工程。80年代时只有按键手机，有索尼的Walkman，当时有人会叫嚣让技术的脚步走慢一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些人。最近我也会想，请别再出什么新东西了。这就是我所祈求的。
当然，Weldon也预见到了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些新东西，比如“一把搭载GSM调制解调器的雨伞，当它知道你需要它的时候，就会发出蓝色的光；可以记录服药次数的药瓶。”
或许，我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和Weldon不够紧凑的谈话；或许，我能在他关于不要淹没在数据海洋的意见中找到答案；又或许，真的会有一个新发明，能把我们从“狗”变成“猫”。
via 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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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秀松